（二）
    东北工人抗日运动迅速兴起和发展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便开始遭遇到挫折。这一方面是因为日伪逐步加强了政治、军事统治和镇压；另一方面，是与党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危害分不开的。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立即着手拼凑各级傀儡政权，并很快建立起伪满警察机构，以加强对东北人民的统治。1932年3月1日，伪民政部设立了警务司，由法西斯分子甘粕正彦任司长。接着，在长春设立伪首都警察厅，各伪省则设警务厅，县设警务局，下设警察署以及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作为日伪法西斯统治的有力工具。同时，随着伪满傀儡政权的建立，各种法西斯法律相继出笼。如1932年9月10日公布的所谓《暂行惩治盗匪法》和《暂行惩治叛徒法》，都是针对反对伪国家和抗击日本侵略的东北人民而制定的，其量刑之重，世所罕见。9月11日公布的《治安警察法》，又明确规定禁止秘密结社；禁止发表议论；禁止在街头、大路和公共来往之处，张帖画图、散发传单和进行讲演。这等于完全剥夺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和一切自由。此外，日本侵略军为直接迫害工农群众的抗日运动，在疯狂“围剿”抗日义勇军的同时，大施淫威，制造了一起起屠杀工农群众的血案，抚顺平顶山大惨案就是其中的一例。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关东军抚顺守备队第二中队长和抚顺宪兵分遣队长以及伪警察署长（亦为日本人）等，密谋策划以“通匪”罪名，把居住在平顶山的所有矿工和居民杀光，把居民的所有财产和房屋烧光。中午时分，日军包围和封锁了平顶山，并用刺刀威逼和哄骗等手段，将整个村镇里男女老少驱赶到屠杀现场──平顶山南端的草坪上。只见日军指挥官一摆手，隐蔽在东山坡上的6挺机枪立即向人群疯狂扫射，四面八方的日军守备队和宪兵队也一齐向人群开枪。顷刻之间，一堵堵人群倒下去，血肉横飞。除有五、六人冒死从南面缺口处冲出逃生外，所有中国同胞都倒在了血泊之中，连婴儿也无一幸免。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放火把平顶山村700余座房子和财产全部烧掉。第二天，日本侵略军又残忍地用汽油烧毁遗体，并用炸药炸毁山崖，掩盖被害者的遗骸，妄图消赃灭迹。在这个由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平顶山大惨案中，共有3000余人遇害，其中主要是煤矿工人及其家属⑤。但东北的工人阶级是不惧威吓，也是杀不绝的。他们仍然利用各种形式，坚持进行反抗日本入侵者的顽强斗争。
    对于东北工人抗日运动的危害，还来自“左”倾冒险主义战线的影响。原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值王明教条主义宗派集团统治的中央全面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时期。在外敌入侵和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临时中央政治局虽然也曾及时地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主张坚决对日抗战，并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但是，他们却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脱离群众的口号；无视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的深刻变动，仍然把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上，也是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要求在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尽量用全力来准备各个企业的总罢工”，连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占的东北也不能例外。临时中央政治局为了不仅在南方，而且在北方强行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于1932年6月下旬在上海法租界里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即“北方会议”，共有河北、河南、陕西、山东省委书记和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等五个省委的代表参加。在各省汇报本地工作情况时，何成湘汇报了已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而成为其独占殖民地的满洲特殊情况，提出会议在确定党在东北的任务时应不同于关内，不同于南方苏区。但这种如实反映情况的汇报和意见，却被当作“北方特殊论”和“北方例外论”而受到了批判。在会议最后通过的《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等决议以及由博古作的会议总结中，将“武装保卫苏联”、“建立红军”、“建立苏维埃”规定为北方各省党的主要任务。
    何成湘返回东北以后，满洲省委曾几次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北方会议”精神。在7月12日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又组成了由临时中央政治局派来的魏抱一任代理书记的新省委，取代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不力的原满洲省委，完全接受了“北方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和以后的新省委常委会议，还集中对原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所谓“满洲特殊论”、“满洲落后论”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罗也被迫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出检查，其中主要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满洲党组织提出“反日而不反对豪绅地主”，“不揭发国民党的欺骗”，“几个月来省委没有领导一次罢工”，“兵变运动的放弃”等。事实上，罗登贤所检查的这些“错误”正是他在任职期间（自1931年12月至1932年7月），根据当时东北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而采取的比较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才使得东北党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束缚，从而推动了东北人民抗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然而，他不仅被迫对此作了“检查”，而且在遭到“无情打击”和批判后，被调离了满洲省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在会议所通过的《满洲省委扩大会议决议》中，一方面强调将“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另一方面，又规定“拥护苏联是目前的第一等的任务”。为此在具体工作中又确定：城市中工人普遍举行罢工与游行示威；农村中贫苦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军队中普遍实行哗变建立红军游击队，等等。
    东北党组织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尽管由党派出的许多干部、工人、学生在各地创建红军游击队及做义勇军、救国军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党的全部路线是脱离群众的，根本无法“独立领导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并且给刚刚兴起的工农反日运动带来了相当大的危害，其中对工人抗日运动的危害尤为明显。自1932年7月在东北贯彻“北方会议”决议，到1933年5月接受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期间，东北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城市工作和工人运动中，都一再号召罢工、罢课、罢市，组织示威游行或“飞行集会”。每逢革命纪念日，都要无例外地这样做。但这种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城市人民反日斗争是不可能持久的，它不仅严重脱离了群众，而且由于不断进行冒险斗争而暴露了自己的组织和力量，最终导致党、团和工人组织的破坏。例如呼海铁路沿线各车站和列车上，党的工作基础较好，党员和工人的抗日积极性很高。在各种纪念日到来时，只要党组织布置斗争，各车站和列车上都会在一夜之间贴上反日传单，造成“红色恐怖”的局面。这时，日伪军警立即荷枪实弹地检查旅客，并肆意进行迫害，致使群众不敢乘坐这条铁路上的火车；沿线党团组织也很快遭到敌人的破坏。又如哈尔滨电车工人的连续罢工，除充分表现了工人阶级反日斗争的坚定性外，也具有一定的冒险主义性质。从1932年9月到1933年5月共举行4次电车工人罢工，其中的3次是由党团组织赤色工会领导的。虽然由于工人的勇敢斗争取得了部分胜利，但每次罢工都遭到日伪军警的包围，特别是在最后一次罢工中，多年建立起来的工会和党团组织，几乎被敌人破坏殆尽⑥。东北工人抗日斗争逐渐转入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