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的倒退
    自北宋建国之日起，北方游牧民族一直对中原农耕民族构成巨大的武力威胁，其总的趋势，是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呈进攻态势且步步南逼，到元帝国建立最终达到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全面统治。
    从更长的时间段及更广阔的空间中来看，游牧与农耕的对垒乃亚欧大陆数千年未易之基本格局。“整个亚欧大陆古来即存在农耕与游牧这两种特征迥异的经济类型，由此导致了生活在亚欧大陆核心部位的游牧人与生活在亚欧大陆东、南、西三方濒海边缘地带的游耕人之间长达数千年的冲突、互补和交融。”①只不过在中国，这种冲突、互补及交融在宋元数百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罢了。
    游牧与农耕是依据各自生态环境所发展出的不同经济类型，从人对自然的适应而论，并无先进落后之别。但不同的经济类型，会制约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人类学家研究发现，游牧人的社会文化组织虽可能比初级农业生产者复杂，却一般较集约农业生产者简单。例如，游牧人与集约农业生产者相比，在人口密度上是后者较高，在社区规模上是后者较大，专职手工业者及专职政治官员也是后者较多②。具体到中华大地上，中原地区的农业早已发展到一个极为成熟的水平，农耕人较之游牧人长期保持着一种经济文化上的优势。
    中原农耕人的这种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在北方游牧人军事上的优势面前被粉碎了。因此，无论女真人还是蒙古人，当他们踏入中原农耕区之后，依然循其旧有的生活习惯行事时，就造成了广大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上的停滞或倒退。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③
    例如，金人实行奴隶制，他们侵占北方后，对掳掠的汉人一律变为奴隶，据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三《北狄俘虏之苦》载：
    元魏破江陵，尽以所俘士民为奴，无问贵贱，盖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子王孙、官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供作务。而金人囿于其生活旧习，轻视农耕，大量圈占民田，改建为牧场或猎场，致使大面积良田荒废。失去土地的农民，沦入离乡背井，身无所寄的悲惨境地。“汉族人民和他们的土地被金统治者强占之后，人民不是被转变为他们的奴隶或‘驱口’（近似奴隶的农奴），就是被远徙到‘阴山之恶地’，而无以自存。”④农人的失业及田地的他用，必然严重破坏北方的农业生产，使生产力骤然降低。
    人祸还会招致天灾。金人的游牧所需的是无尽荒野而非纵横阡陌，故他们对农田水利全不在意，日积月累，河道淤塞，泛滥成灾。同时，大量树木被砍伐，自然生态受到破坏。这些都使天灾频降，使人员伤亡。在号称人口最盛的金章宗时，连同塞外移来的金人在内，北方总人口不过4千余万，而北宋神宗时同一地区的人口已有5千余万。人口减少造成劳动力不足，实耕田地也大量减少，如金宣宗时，河南军民田总数为197万顷，实耕仅96万顷，南京路旧垦田约40万顷，金时只有约10万顷。⑤
    经济的倒退在元朝表现得更为突出。蒙古人以前所未有的宏大气魄，建立了一个“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⑥的大帝国，大江南北尽为其所有，游牧民族深入农耕民族的腹地，二者的矛盾冲突必然深刻地显现出来。“蒙古兴起后连年发动战争。所过之处，人民遭屠戮，农田受破坏，工匠被驱役，财物被掠夺。蒙古统治者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使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逆转。”⑦
    改农为牧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还在元太宗窝阔台征服金朝北部之初，就有蒙古大臣上书曰：“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⑧虽然其后悉空汉人以为牧地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局部地改农为牧的事件却频频发生。据杨志玖先生总结，改农为牧可分三种情形⑨。一是在京师和大城市周围开辟牧场，如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谕河南管军官于近城地量存牧场，余听民耕”⑩。至元十年（1273年）十一月“大司农司言：中书移文，以畿内秋禾始收，请禁农民复耕，恐妨刍牧”（11）。二是在蒙古军驻地周围也多占民田为牧地。《元史·姜彧传》曰：“行营军士多占民田为牧地。”《元史·奥敦世英附侄希恺传》亦曰：“蒙古军取民田牧，久不归。”三是蒙古贵族强占民田。据《续文献通考》卷1《田赋》引赵天麟《太平金镜策》曰：“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甚至有的贵族圈占农田为牧场，面积之大，达十余万顷。如山东沿海登、莱一带，都成了“广袤千里”的牧场（12）。由此数项，即可见元时农业受害之严重。
    与金人相同，蒙古人也实行奴隶制，故其在占领中原的过程中，所俘获者多被降为奴隶。清人赵翼即指出：
    元初起兵朔漠，专以畜牧为业，故诸将多掠人为奴，课以游牧之事，其本俗然也。及取中原，亦以掠人为事，并有欲空中原之地以为牧场者。耶律楚材当国时，将相大臣有所驱获，往往寄留诸郡。（13）
    例如，《元史·张雄飞传》载：“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户
    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收其租赋，有司莫敢问。”
    蒙古入主中原之初，还实行了许多妨碍农业生产的虐政。例如“括马”，又称“刷马”，即强行无代价的从民间搜刮马匹。蒙古人是马上民族，他们特别注意马政。对他们来说，马是重要的财产，又是不可或缺的作战工具，一方面自己需要，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汉人利用马匹反抗。有元一代，通过“括马”从民间搜刮去的马匹总数已难以一一计数，据估计，在元朝统治的百余年中，中原汉人地区被括马匹应在百万匹以上（14）。此外，还以微薄代价从民间强买了大批的马和牛。须知在尚无机械动力的时代，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畜力的使用，民间大批的牛马被元朝统治者搜刮而去，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消极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经济的倒退是有阶段性的，主要表现在游牧民族进入农耕地区的初期。在不同文化发生接触时，必然经历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15）的过程，经济文化上占优势地位的民族会对相对处于劣势的民族产生较大的影响。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说过：“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6）中华大地上的游牧民族在征服文化较先进的农耕民族过程中也逃脱不了这条规律。游牧民族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明智之士在与农耕民族的接触中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接见南宋降臣高达时即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17）这样的认识，终于导致忽必烈全面改革旧俗，推行“汉法”。
    “农耕与游牧作为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是中华文化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的共同创造，中华文化是农耕人与游牧人在长期既相冲突又相融汇的过程中整合而成的。”（18）因此，宋元数百年间游牧与农耕的碰撞、北国与南疆的交流未尝不是中华文化弃旧图新、广纳博采的一个有益过程。但是，在这个过程的某些时期，不同文化与民族间的相互隔膜、抵触、敌视，却也使中华文化的发展陷入停滞乃至倒退的歧途。蒙古人与农耕民族在文化上的格格不入（如蒙古人热衷向西方游牧地区扩张而对南方农耕地区兴趣不浓、占领农耕区后改农为牧以及多数蒙古族官吏不喜学习汉语等），即妨碍了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间的有机整合，亦未尝不是导致大元帝国在中原统治不过百年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