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中有一位活跃的神秘人物，即代号“小开”的潘汉年。潘汉年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左翼作家。西安事变前后，潘汉年以中国共产党联络员和谈判代表的身份，四处奔走沟通联络，处在当时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交点之上。他的活动，不仅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和谈及两党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关系密切相关；并进一步沟通了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南京政府的关系。透过潘汉年的活动，可以比较深入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共与共产国际及张、杨的关系）以及国共关系的发展变化。而看清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其发展变化，正是把握西安事变来龙去脉的关键。因此深化西安事变的研究，分析潘汉年的活动是个比较适宜的入手之处。本文将潘汉年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作一简介，供研究者和关心这段历史的人士参考。
    一、从左翼作家到红军宣传部部长
    在艰难危险的斗争中，中共中央曾多次派遣潘汉年担负极重要极隐秘的联络工作。在成千上万干部中，为什么会屡屡选中潘汉年？这与潘早期的革命生涯有关。
    潘汉年是江苏人，1906年1月12 日生于宜兴县陆平村一个世代书香的封建大家庭。潘自幼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后家道中落，生活日渐窘迫。1922年春，潘离家到宜兴教书，走上自立之路。在五四运动的启蒙和影响下，潘逐渐成长为先进的知识分子。
    1925年潘赴上海，后到中华书局当校对员。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潘汉年经陈铁庵介绍加入国民党，又参加了中华书局的工会，逐步接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926年3月郭沫若、郁达夫领导的创造社成立出版部。 潘参加出版部，担任发行和编辑工作。11月阮仲一、王弼介绍潘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潘主编刊物《A11》，并与叶灵风合编半月刊《幻洲》，发表大量杂文和小品，成为一名文学工作者。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南昌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和李一氓邀请潘汉年去南昌，主编《革命军日报》[2]。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经历“四·一二”惨案后，潘在上海投入新的文化战线的斗争，成为职业革命者。1929年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潘为文委第一任书记。在这一岗位上，潘汉年为推进左翼文艺运动的联合与发展，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和潘汉年等发表重要讲话，成为指导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3]。
    1931年夏潘被调到中央保卫机关工作，转入隐蔽战线，成为神秘的地下工作者。周恩来、陈云都曾是他的上级，刘鼎[4]、董健吾[5]曾是他助手，在此岗位上，潘做出重要贡献。
    1933年5月潘奉命离沪到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曾被派往福建与十九路军谈判联合反蒋反日的工作，后又被委派代表红军与广东陈济棠部谈判，签定停战和互不侵犯、互相借道的协定，为红军长征争取了有力条件。1934年10月潘参加红军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由张闻天兼任。后来潘任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
    二、国共莫斯科秘谈
    1935年遵义会议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与潘谈话[6]， 表示中央决定派潘与陈云赴上海[7]， 设法打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受此重任，1935年2、3月间，潘汉年秘密离开红军，历经艰险由上海、香港转赴莫斯科，10月潘在莫斯科列席共产国际大会。又到列宁大学中国班进行短期学习，并与当时在苏联的陈云、曾三等人赴各地参观。
    潘汉年到苏联时正值国际国内形势激烈变化时期。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猖厥，世界局势日益严重。1935年7 月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政策。在此指导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11月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遣林育英（张浩）到陕北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及有关指示。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并纠正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全党蓬勃发展。
    与此同期国民党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步进逼，深入华北，威胁南京政府，加深了与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华北危机，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大祸，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在中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需要寻求新的政策出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由一味妥协退让，开始逐渐转变为交涉谈判、局部抵抗，渐至强硬。1935年1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调整政策。为了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南京政府除依靠英美外，希望利用苏联牵制日本并希望能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要求与苏签定反日军事同盟。1935年12月和1936年1月间蒋介石指派陈立夫多次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见， 苏联表示支持中国抗御日本。蒋介石即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谈判，以便联苏抗日，南京政府指令驻苏大使馆与苏联政府接触。
    在寻求苏联帮助的同时，蒋介石着手改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探求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的可能性，意图在抗日的口号下达到“溶共”的目的。蒋介石向苏联表示，可以同中共谈判，希望苏协助促进国共两党团结。1935年11月蒋介石派陈立夫、宋子文负责主持打通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工作。一方面在陈的指示下，铁道部次长曾养甫[8] 通过谌小岑、吕振羽与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接触，同期还与中共长江局代表张子华接触；另一方面宋子文通过宋庆龄派出他的同学董健吾，到陕北瓦窑堡传递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接通了国共两党中央的联系，沟通了双方可以再次合作的意愿；又一方面南京政府指令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9]会见王明，表示愿与中共接触谈判。自1935年底起， 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多渠道地开始了初步接触。潘汉年是国共谈判的联络人员之一，在第二次国共和谈中自始至终担负重要任务。
    1936年1月王明在莫斯科向潘汉年交代了新的任务：一、 回国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人陈果夫、陈立夫联络两党谈判合作抗日之问题。二、寻找已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恢复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
    1月13日潘汉年在莫斯科与邓文仪会谈。 潘向邓重申《八一宣言》精神，表示中国共产党愿与一切抗日的党派、团体、军队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共同抗日救亡。邓表示同意共产党提出的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和国共合作抗日主张，说国民政府正在谋求苏联的援助，主张国共合作后抗日军队由政府统一指挥。在会谈中双方都表示了抗日合作的愿望，但在军队统一指挥等一些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10]。
    随后王明与邓文仪会谈，涉及到政权、军队、抗日区域等问题。王明认为这些问题事关重大，最好由国民党派人同中共中央及红军领导人直接联系，商讨两党合作抗日问题。
    为使两党能在国内进行联系继续谈判，王明1月23 日写信给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介绍邓文仪回国后去陕北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面。同日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的名义，写信给蒋介石，代表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保证邓文仪进入苏区谈判时的人身安全与自由。
    为了试图争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转到联共抗日方向上来，中共代表团又发表了一些文件、文章。1936年1月29日曾以毛泽东、 王稼祥的名义公开发表谈话：“中国苏维埃政府对蒋介石的态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蒋能够真正抗日， 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11]，反映了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政策策略。
    邓文仪将他同王明、潘汉年等人的谈话写成详细报告，派人专程送南京蒋介石亲阅，供决策参考。
    2月潘、邓再次会面。邓将国民政府签发的护照交给潘， 两人商定了潘回国后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陈果夫的联络办法。
    潘汉年去共产国际总部，会见了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曼努伊斯基等人，听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意见，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学习。
    4月潘汉年与胡愈之一起从莫斯科起程，经巴黎乘船返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