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南京到陕北
    5月潘、胡到达香港， 一方面按与邓文仪的约定给陈果夫发出联络信件，另一方面派胡愈之到上海与地下党联系。在上海胡愈之找到刚从陕北派到上海的中央代表冯雪峰。冯雪峰赶到香港会见潘汉年。通过潘、冯会面，中共中央与上海地下党及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三方面恢复了中断已久的联系。冯向潘介绍经西安到陕北的秘密渠道。
    7月潘汉年在香港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总干事张冲[12]会见。 张冲邀潘赴南京向当局陈述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和条件。潘与张赴上海转南京。潘在南京，经张冲转达，与陈果夫、陈立夫初步交换意见，二陈表示先派曾养甫做代表与潘面谈，等潘赴陕北见过毛泽东、周恩来，带来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后，再与二陈正式会谈。在张冲陪同下，潘与曾养甫会谈。潘向曾转达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三条意见：一、停止内战；二、释放政治犯；三、军队联合抗日。曾表示将这三条意见向国民党中央报告，并表示了两点意见：一、国民党有抗日决心，但要作好准备，反对空谈。二、希望中共不搞军队，只搞政治。
    南京之行后，潘返上海找冯雪峰，随刘鼎赴陕北。在沪期间，潘还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他们充分的理解和赞同。
    7月24日潘到西安， 经刘鼎安排住进七贤庄德国牙医海伯特·温奇的诊所。温奇是一位国际友人，热心帮助中国革命。
    8月8日潘汉年到达保安，受到中共中央各位领导人热情接待。潘向中央汇报了他在莫斯科接受的任务和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联络的情况，将陈果夫、陈立夫的意见转致中央：希望潘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和谈的意见后，再回南京见二陈。潘还向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颖超说明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的办法及密码，完成了恢复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电讯联系的任务。
    四、中共中央策略方针之转变
    潘汉年的汇报，反映了南京方面的重要变化。形势的变化促使中共中央必须迅速地作出决断，拿出主张，以便同国民党谈判。在前一阶段国共两党联络沟通的基础上和潘带来的新情况的促进下，8月10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确定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中央，并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放弃了“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此次政治局会议是中共中央策略转变中十分关键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潘汉年的汇报对此次会议有重要的促进作用。8月12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指出：“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的必要与主要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13]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出对中共中央的指示，重申了7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的意见，要求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施“联蒋抗日”方针，希望中共同志“应该以全面抗日战线倡导者、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建立统一战线政治建议。指出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建议，立即就停止军事行动和签定国共抗日具体协议进行谈判。”[14]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中共中央策略方针的转变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根据8月10日政治局会议精神和8月15日共产国际指示精神，8 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行国共合作，“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这是第一份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主张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文件，在两党合作中有十分重要意义。
    9月1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15]，明确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个指示是中共中央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转变的又一关键步骤，正式完成了对蒋策略方针的转变，影响十分深远。在后来发生的西安事变中，中共中央主张和平解决，乃此方针的继续与发展。
    中共中央抓紧逼蒋抗日的工作，计划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出陕北与国民党谈判，派潘汉年先赴南京进行联络准备。同时毛泽东、周恩来代表共产党、红军致书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人物，写了大量信件，从各个方面发动抗日救国运动，广造团结合作统一御侮的舆论。
    9月1日周恩来致书陈果夫、陈立夫，希望他们直接参加国共会谈并向蒋进言，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陈立夫收此信后即呈蒋介石。
    五、秘密会见张学良将军、杨虎城将军
    潘到保安后，对中共中央和红军到陕北后的情况有了许多了解，思想上有了不少新认识。很快潘又被中共中央派往西安秘密会见张学良将军。潘到西安时，张正患病不便会见，只得稍候几日。
    在潘留西安期间，国民党方面因急于了解中共中央的反应，派联络代表张冲匆匆赶往西安会见潘汉年，探听中共中央对于谈判的意见。潘汉年向张冲介绍了中共中央关于谈判的方针和基本条件，了解之后张冲返南京汇报。
    8月下旬潘汉年在刘鼎陪同下秘密会见张学良将军。 潘与张商谈了国内形势和西北形势，并讨论了东北军与红军进一步合作的具体事宜。在西安期间潘还秘密会见杨虎城将军，向杨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对杨将军和十七路军的希望，重申红军愿与杨部联合抗日的意见。此后毛泽东派来的秘书张文彬会见了杨将军，并于9月16 日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十七路军与红军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潘在西安期间，正值“艳晚事件”发生。蒋介石密令西安的特务以“共党分子”的罪名逮捕刘澜波、孙万发（孙达生）、栗又文和马绍周四人，解往南京审讯，企图从中获取口供，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活动。8月29日傍晚，马绍周、关沛苍被陕西省党部特务扣押， 东北大学学生代表宋黎遭特务袭击……张将军闻知，十分震怒，派兵围抄了陕西省党部。西安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张、杨与蒋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潘汉年将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艳晚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的特派员朱理治到西安，不久叶剑英也到达西安。潘汉年在西安的工作为朱、叶的到来做了很好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