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先生”是五四人标举的两大口号之一，与我们今日将“科技”合起来讲迥然不同的是，当时人讲“科学”甚少往“技术”方向走，讲到西方的物质一面时也往往提高到“文明”层次。我们今日说到“科学”，首先联想到的大概是数理化一类学科；但五四人更注意的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而且这些“精神”和“方法”其实多来自生物进化论（对多数人来说恐怕意味着严复版的“天演论”而已），又渐成为抽象的精神和广义的方法，其与“格致”一线之自然科学的关联反而是相对松散的。本来“科学”的概念在西方和近代中国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大体言之，可以说五四人意识中的“科学”与我们今日所说的“科学”有相当的距离。（注：关于五四人的科学观，参见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而且，时人对“科学”角色的认知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实有区别：科学在欧洲仍像早年传教士所引导的那样与“物质”相连而常常落实在“技术”之上；但在中国则更多体现为“精神”，在实践层面更首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以及史学的“方法”之上。造成这样一种异地两歧式认知的原因甚多，只能另文讨论，但理解时人这样的科学观则有助于我们认识五四后“赛先生”何以会走向国学和史学这一特殊现象。本文不拟论述从整理国故到古史辨和社会史研究这些重大学术“事件”的具体学术内容，仅针对这些当年的学术大事与“科学”的关联进行侧重于发展脉络的初步考察，大致是一种介乎思想史和学术史之间的探索。
    一、“科学”与近代中国的学与术
    五四人之所以特别注重“德先生”与“赛先生”，在思想上是前有渊源的。康有为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曾广游欧美诸国，他当时就注意到中国“文明之本皆具，自由平等之实久得，但于物质民权二者少缺耳。但知所缺在物质民权，则急急补此二者可也。妄人昧昧，不察本末，乃妄引法国夙昔半开野蛮之俗、压制苛暴之政以自比，而亦用法国革命自由之方药以医之。安平无忧而服鸩自毒，强健无病而引刀自割；在己则为丧心病狂，从人是庸医杀人。”（注：康有为著、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列国游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0页。 ）康口中的民权即今所谓民主，而他那时所谓的“物质”，实际多指“物质学”，即后之所谓科学也。（注：可参考康有为当时著的《物质救国论》，此书至1919年始由上海长兴书局出版。）这应该是较早将此二者连在一起视为中国最缺少而急需补救者，可以说开新文化运动的先河。（注：康有为此说主要是针对当时开始流行的“自由”和“革命”的观念，他主张中国只需引进民主而不需自由。这个主张是否合乎当时中国的国情暂不论，西学有限的康有为能看出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与自由的大区别，说明他的观察力确实相当敏锐。惟彼时中国“野蛮”已成众口皆出的共论，所以在一般人看来针对野蛮的自由观念正适合于中国，有此想法的又岂止“妄人”而已。但后来的新文化人却相对忽略了自由与民主的重大区别，新文化运动早期得到提倡的个性和人的解放很快就为团体倾向的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冲淡，正因为前者其实与自由的关联更密切，而后者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为民主所包容。所以新文化人在具体主张上虽然与康有为大不相同，其标志性的口号在思路上却继承了康。这方面的问题牵涉甚宽，只能另文探讨了。）
    说到物质和物质学，就牵涉到晚清思想言说中一个持续而重要的论题，即“力”与“学”之间的紧张及“学”与“术”孰轻孰重的问题。古代中国关于“学”与“术”概念的区别，朱维铮先生概括为“学贵探索，术重实用”，后来或因“术”渐同于君王南面之术而曾引起乾嘉学者试图区分“学”与“政”的努力。（注：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4页。）这里所指出的“术”与“政”的渊源的确重要，这一关联曾引起晚清士人的困扰，而“政”在晚清其实也一度继承了“术重实用”的特点。梁启超在其1896年著的《西学书目表序例》里便将西学分为“学”与“政”两大类（另有“教”一类不计），今日属于“理科”的各学科多归入“学”，而“政”则不仅有接近朱先生所谓“统治术”的史志、官制、学制、法律一类，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例》，《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3页。）
    这里的船政、矿政等，其实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科技”那后一半，显然是传承了“术”的早期含义。“政”的这种跨越今日所谓文科和工科的宽广包容性显然与后来逐渐为中国人接受的西学分类不甚相合，所以后来“工科”的那一部分渐被“艺学”取代，在张之洞的《劝学篇》里，“西学”便有“西政”和“西艺”的明确区分，此后“西政”才逐渐落实在西方制度之上（但仍不时包括今日涉及“管理”一类的学科，与后来确立的“政治学”一科尚有较大区别），而同时“术”已基本和“学”连在一起使用（如麦梦华编的《经世文新编》便有“学术”一目）。这一学术史的演变相当曲折复杂，只能另文细考，但五四人正是在这样的学统之下思考和认识问题。
    虽然有不少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实用，其实中国人轻术（实用）而重学（探索）有长期的传统（这与儒家所说的道、器关系也极有关联）。上古似乎是学与术不分的，如《大戴记·夏小正》和《小戴记·月令》用今天的眼光看更多只是与农事相关的“术”而已，却包括在儒家典籍之中。又如司马迁所述的“九流”中包括的“农家”，即将持此观念的社群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因其与“立国”之道有关，也可视为一种政治主张。现在可以看到的先秦农家学说几乎不及具体的农技，或也可以认为与后来四部中讲务农书籍者并非一类，但我们不能因不知而断其为不有。记载后世撰务农书籍者与先秦农家的关系或类似道教与道家的关系，若严格区分虽可视为不全相同的两种观念，其间毕竟有切不断的内在关联：先秦“重农”学派既然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能不涉及怎样生活的技艺，其书或不过或因为轻术重学的传统及其他原因而失传，也有可能其技艺根本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但得以流传只是非实用的内容，提示着若非最初记载者注重的是其义理而非务农的技艺，就是后世选择传承者有此倾向。
    到学与术分之后，重义理轻技艺的倾向就演变为凡是“术”都力图使之上升到“学”的层次这样一种思路。如《隋书·经籍志》始列入的《齐民要术》，虽多讲技艺，却悬“齐民”为鹄的，欲将技艺提高到义理层次的精神是非常明确的（此仅大体言之，详细的叙述还需要专门考证后再论）。更明显的可在书籍四部分类的“子部”中看到，汉代刘歆的《七略》中除《辑略》为总论外，余六略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到魏晋时兴起的四部分类，则兵书、数术、方技等皆合入诸子一部。这当然可能是社会转变导致某些行业或社群的衰落因而相关门类的书籍减少所致（正如《史记》和《汉书》都有的《游侠传》到《后汉书》即无），其实也可能不过是官家藏书中此类书籍流失太多所致，但仍不失原来即有的强调某一流派的义理而非实际操作方法的观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序》说：“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也”；农、兵、医等能列入重在“立说”的诸子之中，正与五四人从科学中多见其“精神”相类，后者很可能正是脉承了前者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