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怎样走向整理国故
    创造社的郑伯奇1924年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学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随声附和的固然很多，而持强烈的反对意见的亦颇不少。”（注：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第35号，1924年1月6日，第6页。）伍启元后来也观察到，文学革命运动后， 其领袖人物“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胡适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版，第57页。）本来新文化运动是以反传统著称于世的，为什么会在短期内出现这样的转折呢？这里原因甚多，而其中一个即是体现在具体治学方法上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衔接问题。
    王先谦在戊戌维新时已说：“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朱务实也；汉学兴则诋汉而尊宋，以汉学苦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注：王先谦：《复毕永年》，《虚受堂书札》卷1，页34A-B。 ）王氏能知西学比中学更“繁重”，显然是下了点功夫了解西学的。他看出那时旧派反新部分也因西学繁重而思回避，尤有识见。在西学之内，又如严复稍后所说：“今世学者，为西人之政论易，为西人之科学难”。（注：严复：《论教育书》，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 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113页。）西学比中学难， 而理化等“科学”尤难逐渐成为清季许多士人的共识。
    那时留日学生观察到的西学东渐的过程是：“其始也，西国之科学既稍稍输入；其继也，西国之文学更益益发见”。这样一种“今日之学由西向东”的趋势本来可能导致“支那文学科学之大革命”，但可惜中国士夫“其始以为天下之学尽在中国，而他国非其伦也；其继以为我得形上之学，彼得形下之学，而优劣非其比也；其后知己国既无文学更无科学，然既畏其科学之难，而欲就其文学之易，而不知文学科学固无所谓难易也”。且不论文学是否真的就更“易”，但可知“科学难”确是时人的共识。关键在于，“以今日之学言之，则欧美实世界之母也”。（注：《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第413-414页。）这里的“文学”是广义的， 大体即今人所说的文科。既然西学已成“世界之学”，而科学又更难，最佳者莫过于口称科学而实际从事（西式的）“文学”，这正是后来新文化运动之师生两辈人中许多人的取径（虽然未必是有意识的）。
    胡适标举的杜威实验主义的吸引人处也正在此，杜威曾说自由主义即把科学的思想习惯运用于社会事务之中，胡适恰最提倡此点。（注：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347页。）当科学由具体的数理化转化为相对抽象的“思想”甚至“方法”后，人们就可以不必实际从事那较难的“科学”，只须运用此“思想”或“方法”于其所熟悉之学问，即可同属至尊之“科学”。因此，当最早系统论述“整理国故”的北大新派学生毛子水提出“世界上的学术，比国故更有用的有许多，比国故更要紧的亦有许多”时，胡适马上指出：“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第2卷，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版，第286页。）学者仍操故技， 实不过转变态度（具体方法上当然也有变化），居然大家都“科学”且不甚难，又何乐而不为。可以说，理化等“科学”的难是科学走向原属“文学”的国学和史学的一个潜在原因。
    不论国学与史学，对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大多数中国学者而言，其方法也就是传统的考据方法。我在讨论“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时已说到，考据是否科学方法虽只是那次论战中的一个支题，对胡适、丁文江和张东荪这些当时的一流学人来说，却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张东荪最看重科学的西来性质，他认为“科学当然是Science的译语”， 所以中国汉学家的方法不可能是科学方法。但对胡适来说，这里正意味着中西间是否平等的问题；前引他对毛子水所说的“学问平等”，针对的即是“世界学术”。西方人尽可去发现恒星，中国人也可去发明字的古义，只不过是同一科学精神的不同运用而已。既然同是科学发明，则整理国故即进行“科学”事业，这或者即是胡适终其身都在进行考据的一个原因吧。（注：说详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而张东荪在十年后仍重提旧议，再驳考据是科学方法之论（详后）；他在那么长的时间后仍在关注和强调这一问题，说明当时学人对此相当重视。
    近代“科学”概念进入中国本经历了一个以西方分类为基准的“分科之学”的阶段（注：参见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自然辩证法通讯》1988年第3期；汪晖《科学的观念与中国的现代认同》， 《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225页。），而史学毕竟是西学中既存的一个学科，其与“科学”的距离还比较近，而同样与考据关联密切的“国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后，国学究竟算不算一门学问曾引起持续的争论。不过，国学的学术认同之所以产生问题，主要还是其与“中学”的继承关系所致，部分也因其与当时学人心目中西学的分类体系不甚相合有关（这个问题将另文探讨）。基本上，只要考据是科学的，运用这一考据的国学也好、史学也好，都应该是“科学”。这是一个关键。所以在国学早已淡出学术舞台或者移位到史学之后的20世纪40年代，关于考据的争论仍在继续。
    反对考据的大致属于偏旧的或趋新而不居主流者，但对于整理国故，则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派也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陈独秀在1920年春曾主张，一切有关社会人事的学问，“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而“研究、说明一切学问（国故也包含在内），都应该严守科学方法”。所以他那时显然是支持“整理国故”的，且其对科学方法的认识也与后来不甚相同；陈在文中引用了杜威关于现代的三个哲学家詹姆士、柏格森和罗素的演讲，说“前两个是把哲学建设在心理学上面，后一个是把哲学建设在数学上面，没有一个不采用科学方法的”。（注：本段与下段参见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 《新青年》第7卷第5号。）到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时， 新文化人便都不太承认柏格森的哲学是科学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