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方面的各科的材料”是否也算国学？史学之外的“别种科学”与国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顾先生在这里说得不甚明晰。不过根据他1924年的看法，20世纪初兴起的新式国学共有五大派，分别是考古学、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地质学、学术史、民俗学，则可知他在此文中提及的“别种科学”也多半都包括在国学之内。所以他一则说“我们看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再则说“整理国故，即是整理本国的文化史，即是做世界史中的一部分的研究”。（注：《顾颉刚致殷履安》（1924年7月5日），承顾潮女士提供抄件，特此致谢。该信论学内容十分重要，已部分录在顾潮主编：《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6-97页；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第11页。 按顾先生关于中国的文化史是“世界史中的一部分”这一观念也非常值得注意，这是他那时一贯的看法，他在1922年已说：“我们虽是做的中国史，也必使他在世界史中得到相当的关系和位置”（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4 月， 第19661页）。1926 年他给丁文江的信中再次表示要“在世界的古史中认识中国的古史”（原件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藏“丁文江档案”，承杜正胜所长惠允使用）。“世界史”对近代中国治史者的影响还可深入探索，王先谦就是读了外国史才对《山海经》所述上古史事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王先谦：《外国通鉴序》，《虚受堂文集》卷3，页49）。 吴宓年谱中曾记述陈寅恪初到哈佛大学，即广购多卷本剑桥通史，自称“我今学习世界史”。余英时先生已注意到这一早年经历与陈治史取向的形成和转变的关系（参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试述陈寅恪的史学三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增订新版，第343页）。 而一向被认为是多得传统蜀学真义的蒙文通先生也说，他写其成名作《古史甄微》时，“就靠〔少年〕读书时学过些西洋史，知道点罗马、希腊、印度的古代文明，知道他们在地理、民族、文化上都不相同，从这里受到启发”（蒙文通：《治学杂语》，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页）。）有一点可以肯定， 在顾先生看来，史学其实是国学最基本的成分。
    也许即因为国学与史学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合，在整理国故兴盛之时，中国的史学反一度有被掩盖的趋势，至少不为趋新士人所看重。留学美国的孔繁霱注意到，“近年以来，我国士子留学海外者，稍知人生学科之重要。政治学也、经济学也、社会学也、心理学也、哲学也，问津者渐渐有人。惟专治史学者，则全美不三数人”。这正因为“新文化运动中，谈经济学、谈社会学、谈哲学、谈文学，莫不风靡一时，而亦绝少谈史学者”。还留在史学领域的“抱残守缺之老宿，又多墨守麟经褒贬之旧义，欲以邃古之史法治二十世纪之史事；极其量不过史料之加增，万不能显史的真精神真作用。”（注：孔繁霱：《与梁启超讨论中国历史研究法》，《改造》第4卷第8号，1922年4月，第1页。）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五四前后的留学生不仅专治史学的甚少，像罗家伦这样原本习史学的回国后也未曾长期留在史学领域，在后来中国史学界享盛名的陈寅恪、傅斯年以及何炳松等，反皆非史学专业出身（很明显的对比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下一辈留学生则多是学历史者回来也治史学）。其实不仅是留学生，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人文组史学一门当选的柳诒徵、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不论新旧，无一是学历史出身的（其余提名的各位也极少出身史学），反而除傅斯年外皆与各校国学机构有关。这最能说明史学在那时的学科认同仍然混淆，所以学者们可以较随意地进出，而进入者又多与国学有密切的联系。（注：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学术分科在中国的确立相关（参见刘龙心《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收入罗志田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但更重要的则与中西学术科目的衔接有关，若纯西学的科目则当选者多为受专业训练者（如哲学类除吴稚晖因与胡适等人的特殊关系滥竽充数外，余多科班出身）。）
    实际上，从整理国故的开始阶段起，所谓国学或国故学从取向到具体研究题目等都一直就与史学密不可分。胡适提出：“我们无论研究什么东西，就须从历史方面着手。要研究文学和哲学，就得先研究文学史和哲学史；政治亦然，研究社会制度，亦宜先研究其制度沿革史，寻出因果的关系、前后的关键，要从没有系统的文学、哲学、政治等等里边去寻出系统来。”他认为：“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国学的系统的研究，要以此为归宿。”这就叫做“专史式的整理”。胡适并自述他“理想中的国学研究，至少有这样一个系统：中国文化史：（一）民族史、（二）语言文字史、（三）经济史、（四）政治史、（五）国际交通史、（六）思想学术史、（七）宗教史、（八）文艺史、（九）风俗史、（十）制度史。”（注：胡适：《研究国故的方法》，蒋大椿主编：《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第685页；《〈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第1卷， 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第10-12页。）前述顾颉刚对国学的定义应该便是本胡适此说。
    研究任何题目都应“从历史方面着手”是胡适留学时西方流行的一个重要观念，李弘祺先生据西人研究指出，“发展”（development ）这一概念是19世纪西方思想史上一个极重要的突破，既然所有的人事现象都是依时间发展的结果，了解人与事就必须了解其历史。（注：李弘祺：《泛论近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意义》，《读史的乐趣》，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88页。）问题在于， 若人与事皆自有其发展的历史，便会因此产生某种独特性，这与五四人最欣赏也最提倡的“世界性”是相当对立的。换言之，顾颉刚提倡的“从世界的古史中认识中国的古史”与“整理国故即是整理本国的文化史”两者之间其实潜存着一定程度的紧张（注：更广义地说，胡适最强调的“历史的眼光”（这是他从杜威那里学到的基本工夫之一，恐怕也是影响顾颉刚史学思想的最重要观念）所附带的人与事的独特性与启蒙时代普遍流行的信念“人性是共通的”几乎恰好相反，且前者是19世纪的观念，后者是18世纪的思想。不少学者将“启蒙”的头衔加在胡适这样一个坚定的进化论者和明确的趋新者身上，恐怕忽略了胡适服膺的现代自由主义是后启蒙时代的产物这一事实。胡适只有从视中国较西方“进化”更晚的角度看问题时才偶尔“引进”一些18世纪或更早的西方观念，但他从来都在强调其所持的基本观念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即西方）思潮。对趋新的胡适来说，19-20世纪的思想已“非启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故说胡适“启蒙”至少在这一点上有问题。参见罗志田《胡适与社会主义的合离》，《学人》第4辑，1993年7月。），而时人似尚未充分认识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