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于重学轻术这一传统的持续存在，从晚清开始中国士人要想将重心从“学”或“理”转移到具体的“术”或“力”之上便至感困难，而要反其道而行之则相对容易。近代学西方从制造到政制再到文化的转变（仅大体言之），每次都不那么困难，而反对转变者则多从别的方面立论，说制造尚未完成不宜转移注意力者便少得多（也有，如王先谦）。这应该与道咸时“新学”更重义理的倾向有所关联，两者的合力更强化了关注“精神”甚于“物质”或“技术”的倾向。
    然而，近代中国在每一次中外冲突中的失败都或隐或显地增强了注重物质一边的言说的力量，本受今文经学影响的康有为一面要保“教”，一面又非常强调“力”或“物质”的作用，相当特别，显然与时代语境的严重刺激相关。康的弟子梁启超1896年说：“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而智又“开于学”。（注：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4页。）稍后张之洞也主张“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注：张之洞：《劝学篇·益智》，《张文襄公全集》（四），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566页。）。张说实本梁说， 至少两人已具共识。这里的关键是胜败之分在力，故虽以“学”为最初本源，最后却必须表现在“力”上面。
    其实，重物质轻精神的倾向与重国甚于重民的倾向以及欧化更急于保持国粹的倾向是共同的，都是晚清强调“富强”这一思路的自然发展，也就是先在力的层面实行国争，然后再说其他不迟。康有为指出：“昔者民权发轫，其重在民；今者国争，其重在国”。而“方今国争，吾中国所逊人者最在物质。儒生高蹈空谈，皆拱手雅步而耻工作，乃以匠事付之粗人。岂知今日物质竞争，虽至浅之薄物末技，皆经化光电重图算诸学而来，非不学之人所能预；而乃一切薄之不为，故全国皆无制作之精品，何况有创出之新奇哉！”（注：康有为：《列国游记》， 第149、264页。）说中国读书人善动口不动手本是传教士的口头禅， 大致也符合事实，但同样的叙述出自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领袖，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类似的观念复因大量日本留学生也具同感而增强。王先谦在研究日本近代史时发现，当初日本在西力冲击下“捐弃故技，师法泰西”的过程中，对于是否“举一国之政，而惟外邦之从”，特别是怎样学西方，也曾有内部的争论。但因甲午战胜中国，得到战争赔款，于是“彼国之士气咸伸，而更新之机势大顺”。（注：王先谦：《日本源流考序》，《虚受堂文集》卷6，1932年葵园四种版，页26A-27A。 ）此说极有所见，盖谓日本的内部问题已导致学西方之改革是否正确的疑问，后因战胜中国而获得肯定的解答。若进而言之，则正因为西式改革的正当性得自对外战争，就同时提高了对外征战的地位，从而隐伏了走向军国主义之路。这样一种重“力”的倾向当然会影响到甲午后大量涌入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战败国的留学生接受此思想后必然寄希望于复仇，则因重“力”而军事强大后必转而反诸其“师”，这恐又非日本人始料所及）。
    在这样的语境下，五四人专强调科学的精神和方法真是个异数，这与民国最初几年实行西式宪政不甚成功故进而欲学西方文化直接相关（注：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同时也远承了古代重学轻术的传统。那时梁启超讲科学就注重其“精神”，且落实在方法之上，即“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但他同时也在关注科学与艺术、文化的关系，到1923 年1月，梁启超在东南大学讲《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明确指出：西方人讲人生也用科学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只能“研究人生以外的各种问题，人决不是这样机械易懂的”。梁同时也不认为西方的形而上学的方法适于研究人生，他主张“文献的学问”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而“德性的学问”则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注：梁启超：《美术与科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第7-12页； 《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3、110-117页。）
    将西学区别看待固然表明中国学人对西方学术和思想的了解已较前深入，但同时也是针对那时中国思想界关于“科学”的讨论。陈独秀在1920年春曾说：“我们中国人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有科学的威权，向来不认识自然科学以外的学问也要受科学的洗礼，向来不认识西洋除自然科学外没〔也〕有别种应该输入我们东洋的文化，向来不认识中国底学问有应受科学洗礼的必要”。他主张，“科学有广狭二义：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社会科学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像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律学、经济学等，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乃是科学最大的效用”。（注：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7卷第5号，1920年4月1日。）
    从陈独秀的话看，自然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树立，社会科学却不然，所以他那时说到“赛先生”往往特别关注其所谓的“社会科学”。由于陈在新文化运动中的特殊地位，中国思想界（包括支持和反对者）的注意力也开始向此方向倾斜。当时另一个鼓吹科学而影响巨大的人物胡适正提倡整理国故，熊十力后来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要紧。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但提倡之效，似仅及于考核之业。”结果是“六经四子几投厕所，或则当做考古资料而玩弄之”。（注：熊十力：《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并为林宰平先生祝嘏》，《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年版，第28-30页。）这与前引梁启超将学问区分为“客观的”和“德性的”两种所关注的相同，即担心现代“学术”的专门化使“学”失去了原有的教化作用，学术即学术，也仅仅是学术，不再与“作人”有多少关联了。但熊一则曰“考核”，再则曰“考古资料”，实看到了当时“科学方法”的真正走向，即胡适所提倡的“科学方法”多落实在整理国故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