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在抗日救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中，都起过很大作用。周恩来作为党的统一战线理论主要创立者和执行者之一，始终对团结改造民族资产阶级问题予以高度重视。本文拟从1936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开始，至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对他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作一粗略的评述。
    一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最早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地位的领导人之一。1928年7月，他主持的中共“六大”就曾作出过“保存商业的货物贸易，战胜均产主义倾向--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的决议。1931年由他主持起草的中华全国苏维埃《宪法大纲》，也曾提出过“保护商人利益”的条文。而在历史关头真正体现出这一认识巨大实践意义的，是中共走向成熟以后，标志着抗日统一战线理论形成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它作出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日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可能有”（注：《中共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4页。）论断。周恩来不仅赞成了这一决议，之后，他在代表中共与国民党举行的历次谈判中，都把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战中的作用地位，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写入了有关协议。抗战全面爆发，周恩来在庐山向蒋介石面交《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其中有关“建立国防经济”、“实现民生幸福”等内容，同样体现出了他和中共中央的这一思想。随即，他到上海会见了潘汉年、刘晓等地下党领导人，指示他们“充分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上海的上层人士多为工商金融界人士。
    “八一三”大战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到武汉。如何发动团结工商界人士投入抗战，这时更迫在眉睫地摆上了他的议事日程。因为持久的抗战必须有相当生产能力的工商业界人士参加，所以，他除了在中央和长江局的会议上继续在政策上作过一些阐述外，还对部分工商界人士直接进行了工作。他会见了章乃器、黄炎培、胡子昂等人，希望他们能“搞好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坚持抗战到底。”（注：章乃器：《抗战初期在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23辑第2页。）根据上海工商业者相对集中的特点，上海地下党也遵照他的指示，在募捐劳军、宣传鼓动等方面，充分调动了工商业家的爱国热情。各界民众为新四军的募捐，相当款项就来自这些人士。（注：原全国政协法制委副主任、民建中央谘询委副主任李文杰先生采访记录，1993年8月9日。）
    国民政府撤往重庆以后，抗战进入了艰苦的长期相持阶段，国内抗战阵营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国民党妥协分裂的倾向抬头。在这种对外反对投降、对内阻止倒退的复杂形势下，如何加强和各抗日阶级、党派的联合，就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1939年1月25日，国民参政会组织参政员视察沿海内迁工厂，周恩来等随团参观。他先后到了天原电化、渝鑫钢铁、申新纺织等内迁厂工地，并和这些企业主持人章剑慧等亲切见面。这是周恩来和后方工商界的最早接触，双方都留下深刻的印象。随后，在1940年夏召开的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专门对统一战线问题做了重要报告。他强调要把了解国统区的阶级关系、争取中间势力放到战略地位，这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会议结束后，中共南方局成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书记。初期下设机构没有经济组，仅钱之光兼管工商界活动。后经周恩来提议设立经济组，由许涤新任组长。经济组除承担其它重要任务外，还负责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为此，周恩来亲自对许涤新等人作了许多重要指示。他要求他们直接和工商界人士见面，认清他们在抗日爱国上是同共产党一致的，同官僚资本有尖锐的矛盾，因此，爱国工商界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注：《风狂霜峭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9月版第236页。）这些指示言简意赅地说明了当时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统战的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团结他们抗战到底；二是联合他们反对国民党掠夺民族工商业。这就是针对当时国内抗战形势的新变化而提出的。在周恩来这些指示推动下，许涤新和经济组发挥了对工商界开展统战的党的专职机构职能，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而周恩来作为中共在国统区的最高领导人，也亲自挂帅做了大量工作。这主要为下列四个方面：
    1.他亲自演讲、撰文、题词。1940年9月29日，周恩来应黄炎培之约，在重庆做了题为《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听众3000余人中有不少实业界人士。他讲了中国抗战必胜的道理，希望工商界和全体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并严厉指责了官僚资本的腐败垄断。尤其是他关于抗战持久力的基础是自力更生的结论，更赢得了与会人士的强烈反响。与此前后，他还撰写了《七·七四年》和《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等重要文章。文章中他呼吁“保护工商业的发展，扶助私人中小企业”，“反对官僚资本”（注：《坚持团结抗战的号角》，周恩来：《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重庆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108页。）。这在大后方工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周恩来对后方工业界的三次重要题词，也几乎是不胫而走。第一次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等举办的1942年元旦产品展览会，他和董必武等同去参观，并欣然题词：“民族的生机在此，我的感想是：一、政府应以主要的人力、财力一部支援民族工业；二、人民应以投资民族工业、服务民族工业、爱用国货为荣；三、厂方专家应不计困难专心一致，务期一物一业得底于成；四、民族工业的基础在重工业，而重工业的成果不能短期得见，故必须以政府与人民的全力助其成”。（注：《胡厥文回忆录》，《中国近代工商经济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62页。）这段题词，应该说是周恩来对于中国工业建设的政府作用、人民支持、厂家责任以及重工业独特地位的一个精辟阐述。它体现了中共对民族工业的原则态度。第二次题词是冯玉祥陪他一同参观渝鑫钢铁厂。鉴于战时重工业对国防的特殊地位，他挥笔写下：“没有重工业，便没有民族工业基础，更谈不上国防工业。渝鑫钢铁厂的生产，已为我民族工业打下了初步基础。”（注：《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市档案馆等编，重庆出版社1988年1月版，插页照片题词二。）第三次题词是中国工业协会等发起的1944年“双十”国货展览会，他为勉励民营工厂生产军工产品，亲笔题写了“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这句话。周恩来的这些演讲、文章、题词都贯穿着中共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战的基本思想，从而在这些人士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2.他动员党内各方面力量共同承担这一重任。由于工作的面广量大、意义特殊，周恩来广泛动员党内力量利用各种关系来一同展开。当时川帮企业家在后方有相当实力。担任银行主任的高兴亚本属军事组系统，1940年冬天，周恩来召他谈话，要求他为党沟通之间的联系。他对联合资产阶级原有些不理解。周恩来做了说服，说：“我们对民族资本家的期望不能过高，只要能联合起来对抗四大家庭。”（注：《周恩来重庆统战记事》，阚孔壁著，重庆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3页。）后来，他和卢作孚等工商业家都建立了联系。此外，中共和西南实业协会的联系也依靠了妇女组的协助。该会是后方几大工商团体之一，胡子昂、康心如等都是理事。因会长一职由张群担任，它与国民党的关系也很深。主持会务的理事张肖梅是国民党要员张嘉璈的妹妹，对邓颖超很敬重友好。邓颖超通过她打开了工作的渠道。还有范旭东的中国碱公司，战前在天津，战时在四川都有相当影响。通货膨胀导致了原材料狂涨，它一度资金失灵，范旭东想组织建业银以为挹注，但没有投资者。周恩来了解后，指示负责党内财务的龚饮冰，利用和范的助手李烛尘的旧相识关系去晤谈，最后以党的经费参加投资，帮范渡过难关。范旭东便成了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注：《风雨四十年》，童小鹏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311页。）
    3.充分利用报纸舆论来扩大阵地。许涤新负责经济组时，也正好担任《新华日报》编辑。周恩来指示他要多采访报导工商界消息，以便团结争取。他按照这一要求，先后采访结识了黄炎培、穆藕初、缪云台、吴蕴初、胡厥文、胡子昂等数十位有影响的工商业家，请他们在报纸上介绍企业情况，对国内外大事发表言论。有时他还亲自撰文进行评论。如天原电化厂开工，他就在《群众》周刊上介绍说：“后方化学工业有五家，资本最大的要算天原电化厂及其联设厂天利淡气厂和天盛陶器厂”，“面对沦陷区民族工业被敌人摧残殆尽，这的确是中国的工业之家了”。再如沿海内迁工厂首次举办元旦产品展览会，《新华日报》不仅作了报导，他还撰写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族产业问题》一文以为呼应。在发动新闻舆论的工作中，周恩来还指示其它报刊的中共地下党员共同配合。如《大公报》的徐盈、彭子冈夫妇，周恩来、邓颖超都曾向他们交待过这一任务。（注：原全国政协委员徐盈先生采访记录。1993年8月11日。）当年《大公报》的经济版面，确也曾以工商信息多、评论切中时弊颇受工商界欢迎。《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这方面舆论作用，为中共团结工商界人士起到了桥梁和媒介作用。
    4、抓住各种有利时机展开活动，以取得理解反响。马寅初以战时痛斥国民党腐败搜括人民和工商界而著名。周恩来曾和他面晤，就这些问题达成了一致见解。马寅初被捕后，周恩来和后方各界人士展开营救活动。不久，羁囚中的他正逢六十寿辰，《新华日报》降重地为他举办了祝寿活动，周恩来等联名敬赠寿联。这一活动实质上是对国民党垄断操纵后方经济、压制人民言论的示威，因而赢得了广大工商者的同情。还有后方经济界人士举行统制政策座谈会，周恩来前去参加，发言中他以对猪鬃、桐油等内地资源知识的广博，以及分析的中恳，受到了与会人士的尊重。
    经过周恩来和中共南方局上述几方面活动的成功展开，大大改善和促进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抗战后期国统区政治窳败，民生凋弊，工商业界也陷入困境。在这种形势下，以实现宪政为口号的民主运动便蓬勃兴起。这时，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示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第一次为1944年冬，中共出席的有王若飞、许涤新等，工商界与会的有吴蕴初、胡厥文、章乃器等，马寅初作为经济学界人士参加。会上，胡厥文、马寅初等都对国民党军队豫桂湘大溃败表示了愤恨和谴责。（注：许涤新：《风狂霜峭录》，许涤新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9月版第240页。）第二次是来年2月间，由周恩来从延安返回后亲自主持，出席的工商界人士又新增了刘鸿生等10余人。周恩来发言指出，抗战必须坚持到底，而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离不开工业家们作出贡献。刘鸿生，章乃器等也非常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这两次座谈会的意义，不仅使双方的联系在宪政运动中又迈进一步，还推动了对方政治上的进步，使之更利于接受中共领导。在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周恩来一向把它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来看待。应该肯定，在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抗战的斗争中，周恩来始终抓住了这个方向。由于会议的影响，会后，刘鸿生、吴蕴初这两位工业界中有影响的人士都先后邀请王若飞等去参观工厂。周恩来后来回忆说：“1945年，不仅小资产阶级，就连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这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周恩来作了关于统一战线的发言。他说：“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的方针。”从他在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战的过程来看，他的确是坚定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当然，在争取中必须展开斗争时，他也适当予以了批评。这就不断壮大了爱国民主阵营力量，从而也奠定了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结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