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中国的成立使国内政治生活又展现了新的变化。为了恢复生产，必须尽快动员那些滞留港澳及海外的工商业者回来，尤其是那些在各行业中有代表性的人物，这对恢复经济和稳定民心都具有重要意义。这方面，周恩来用他长期建立起来的影响威望，做了大量的工作。建国前夕，在香港的章士钊等人就受他的委托召开了这些人士座谈会。刘鸿生、吴蕴初、周作民、荣鸿元等出席。章传达了周恩来的问候，解释了人民政府的政策。他们很受感动。之后，吴蕴初、刘鸿生、古耕虞、徐国懋、周作民等人都在各方面配合动员下归来。周恩来又在百忙中接见了他们，给以恳挚的理解和高度的信任。如接见吴蕴初时，他简单地问候后，就谈起两人都感兴趣的中国化工业前景问题。而与古耕虞见面时，他当即爽快地说：“我们准备把中国猪鬃公司全权交给你负责怎么样？”随后，外贸部副部长姚依林就按他的指示，让国营的中国猪鬃公司和私营的四川畜产公司签订了代理全国猪鬃的合同。（注：《猪鬃大王古耕虞》，《中国近代工商经济丛书》，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0页。）在接见这些人士时，他又请他们共同来做动员工作。如周作民、许冠群就是经徐国懋、吴蕴初劝说回来的。据目前资料来看，当年周恩来做过动员工作的有卢作孚、宋汉章、缪云台、钱新之等数十人，并都有程度不同的效果。那些归来者，周恩来又亲自关照他们的实际困难，这就带动了一大批人。据粗略统计，当时到港澳的工商业者，后来大部分又回到了内地。
    建国后出任政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在政府、政协工作中对工商界人士也予以相当重视。出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委员兼部长的有黄炎培、章乃器，他们在工作中都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信任。在政协工作中，他明确要求县以上各级协商机构都必须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在上海、重庆等工商业相对集中的大城市，周恩来直接推荐了盛丕华、胡子昂等任副市长。他对民建会也从政治上高度关心。1949年10月，黄炎培要求中共中央派党员推动该会工作。周恩来亲自指派姚依林、钱之光、南汉宸、许涤新四人参加。
    当然，建国初期周恩来对工商界的关心重视，首先是体现在他参与制定的一系列党和国家政策上。他多次指出：“为了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需要私人资本帮助合作”，“允许私营工商业有合理利润”，“工人不应该以眼前利益要求过高的工资”。针对党内某些认为斗争对象已是资产阶级的左的倾向，他明确地说：“今天我们中心问题，不是什么推翻资产阶级，而是如何和他们合作。”确实，当时在国家经济恢复时期的银行贷放、工商业调整、税收改革以及相应的条例、法规出台等方面，周恩来和政务院都按照上述精神，考虑了工商界的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了合理解决。至于工商业者成立自身的团体工商联，早在建国前夕他已和毛泽东等商定：“我们准备成立一个工商联组织”，“一是使他们较有组织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二是使他们有监督地自我改造”。（注：《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35页，师哲：《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以后，有关工商联筹备和成立的重要会议，他都亲自到会并讲话。
    然而，随着国内经济情况的好转，新的矛盾却出现了。突出的是部分工商业者的不法经营，这首先引起了周恩来的警惕。1951年11月，许涤新到北京开会，周恩来召他去汇报工作。他反映了一些情况，周恩来当即指出：“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必须从脱离国营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的正常活动去加以批评”。（注：《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史料专辑（十）》，许涤新：《上海解放初期的统战工作》，第12页。）说明周恩来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并把它放到维护国家经济体制的高度来认识。随后不久，就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五反”主要就是针对部分工商业者的违法经营现象，这在当时国内外引起了很多猜测。周恩来要求各级领导既要展开严肃的斗争，又要认真执行有关政策。为使运动能在全面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周恩来在这一期间，专门作了《关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等重要报告，这些报告实事求是地论述了这一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现状及前途都作了科学分析，在党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运动中为体现党的一贯方针，在出席苏联国际贸易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他亲自安排了盛丕华、章乃器、吴蕴初等工商界人士。吴蕴初会议发言的单人传真照片，后来登载在《解放日报》的头版上，这有力地化解了一些疑虑。
    随着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计划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摆到了议事日程。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和现实的状况，周恩来是党内最早提出和平改造的领导人之一。1952年10月，他在同盛丕华、荣毅仁等人谈话中就说：“将来用什么办法走入社会主义，图案还不能说得很完整，但总的有一条道路，即和平转变”，“要阶级消灭，个人愉快”。当中共中央统战部提出对私营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有关方针报告时，周恩来表示，他也在调查寻找这一方针，现在这个报告“解决了问题”。1953年8月，中央决定成立中财委六办，正式领导开展这项工作。后来这一机构又划归国务院八办，但前后都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具体展开。为此，周恩来亲自作了《过渡时期的总战线》等几次报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原则：1、“将来实行国有化的时候，可以不流血，可以和平自然地进入社会主义”。2、对改造工作的总体布置，是“统一领导，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全面规划”。3、对民族资产阶级地位：“我们的政权还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四个阶级合作的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肯定的”。（注：《党的文献》1997年第1期第7页，周恩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有的法律--宪法》。）4、对工商业者个人：“资本家只要尽职尽力，不唯利是图，政府和工人阶级应使他们有职有权，有利可得。”等等。这些阐述既能看到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一贯的团结教育政策的持续性，也可看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变革的时代新要求。用和平改造的方法解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特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情出发，按照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作出的正确抉择，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光荣归宿。周恩来对此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完成，它进一步奠定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周恩来作为这一政策的制订者、执行者之一，仍旧对广大工商业者表示出极大关心爱护。这年10月，全国工商联召开工商界家属先进代表会议，周恩来在百忙中仍抽暇参加联欢活动。他到时节目已开演，就坐在末排观众席上，亲切向会议人员了解思想情况。（注：李文杰先生采访记录，1993年8月9日。）当年冬天的全国青联会议，他随毛泽东一起接见了工商界青年代表王光英、孙孚凌、陈铭珊等人，勉励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周恩来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交往过程，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革命性质及民族资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精邃认识，并把它融汇贯通到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中。在斗争中，他实事求是、热诚忠恳、爱人以德，以一代共产党人的楷模形象，使这一工作添具了个人魅力，这永远值得人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