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战一胜利，国内外矛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共和全国人民面临着蒋介石挑起内战的极大威胁。如何继续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为实现和平共同奋斗，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同样，民族资产阶级对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要实行什么样的方针，也存在有种种顾虑。正是在这一时刻，毛泽东为了揭露蒋介石假和谈阴谋来到重庆，当然，他也想就此接触各方面朋友，这就为双方进一步沟通提供了机遇。周恩来作为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主要助手，就为这一标志着中共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性会见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在重庆前后三次会见了工商界人士。第一次为1945年9月17日下午在重庆桂园。参加会见的中共人士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工商界人士据《新华日报》报导有刘鸿生、吴蕴初、章乃器、范旭东、吴羹梅、胡西园、潘昌猷。周恩来对此次会见颇费心思，他请王若飞、吴蕴初出面联名邀请。（注：胡子婴：《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第81页。）中共四川省委等征求了吴羹梅、潘昌猷意见。会见是成功的，毛泽东就中国社会的性质、民族资产阶级的地位、共产党的政策、新时代劳资矛盾等重大问题作了精辟阐述。第二次会见则由工商界人士发起。中共参加的有毛泽东、董必武、王若飞，工商界除上次吴蕴初、章乃器、胡西园、吴羹梅外，又新添了胡厥文、李烛尘二人。会见在重庆特园。胡厥文就八路军保留军队和根据地是否“有碍军令政令统一”求教，毛泽东以“蒋介石不管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回答。周恩来虽未参加此次会见，但地点、时间、人员商定，都是他委托徐冰负责的。（注：《铅笔大王吴羹梅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92页。）第三次是在两次会见引起极大反响后，由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决定举行的。地址在红岩中共代表团驻地，工商界人士增加到20余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出席。毛泽东再次就有关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讲了话。周恩来对毛泽东与工商界人士的会见如此高度重视，应该说他已看到它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又于10月19日在西南实业协会的是五聚餐会上，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对200余位工商界人士发表了演讲。演讲中，他明确提出了“国家资本、合作资本、私人资本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的政策，也重申了共产党“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侵略资本”的态度，要求“关税应当保护民族工业”，“工人和民族工业均受压迫，应当互让，共求发展”。（注：《周恩来在沙坪坝》，陈毅川：《一次生动感人的演讲》，重庆大学出版社1988年2月版第90页。）周恩来的演讲，不仅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深一步阐述，还初步描述了新民主主义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政策。这次演讲因听众多、范围广，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尽管国民党对这篇演讲实行了邮检，但《新华日报》还是摘要登载出来。
    周恩来此时除了抓紧宣传中共的这些政策外，还进一步推动鼓励工商界人士组织起统一集中的政治团体。当时重庆有中华职教社、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重庆国货厂商联合会等几个工商社团，它们分别由职教派人士、内迁企业厂主、内地川帮商人组成，和中共都分别建立了联系，周恩来和其中的数十位代表人物都进行过个别交谈。1945年10月，中共地下党员陈钧受董必武的指示，向他们传达了上述意旨。实际上，这当中也包含了周恩来的意见。所以当民主建国会成立举行招待茶会时，中共派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前去祝贺，《新华日报》还作了报导。
    随着国内政治中心的东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也来到了南京、上海。同时，由于“双十协定”的被撕毁，内战形势更一触即发。周恩来到上海后，立即把发动包括工商界在内的全民反内战当作首项任务。他离别山城时，曾约宁芷邨、胡子昂等谈话：“没有和平民主，谈不上建国，工商界人士要发展自己事业，就应支持和平建国的方针，为反对内战独裁施加自己的影响。”而在抗战期间，上海地下党已遵照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为团结工商界人士做了大量工作。陈叔通、盛丕华等已和中共发生联系。周恩来到达后，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建议发动一次和平请愿，并吸收工商界人士参加，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明确指示：上层统战人士与群众工作要结合好，注意保密，不要暴露他们。（注：《周恩来在国统区》，吕荣斌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300页。）当时上层统战人士不少是工商界人士，经他过目商定的10名请愿代表中，有盛丕华、蒉延芳、张炯伯、包达三四名工商业家。1946年6月23日，上海十余万群众送他们到南京请愿，结果发生“下关惨案”。周恩来闻讯，一面向国民党交涉，一面赶到医院探望。事后，他又两次会见请愿代表，并和盛丕华等作了交谈。上海和平请愿运动，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正式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全民反内战联盟。对部分党内及民主人士轻视工商界的想法，周恩来仍再次作了说服。一位教授不愿担任民建会理事，周恩来对他说：“只要是坚决反对南京统治的民主人士，我们都将对他们实行统一战线政策。”他愉快地参加了民建会工作。和以前相同，周恩来还指示中共领导或能够影响的报刊，对工商界正义要求竭力呼吁。范旭东受压抑不幸去世，《新华日报》专门发了悼念文章。同时，周恩来还邀请民主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掌握的《文汇报》、《联合晚报》等，就反内战等问题多发挥舆论作用。《文汇报》此后展开的如何复兴国内经济的笔谈，吸引了马寅初、施复亮、吴蕴初等一批经济学家和工商业家。他们就此发表的意见，都抓住了实现和平民主这一国内经济复兴前提的问题。由中共地下党员王纪华主持的《联合晚报》，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展了《物价与外汇问题》等专题座谈，一大批工商业家加入，他们同声谴责内战和物价狂涨对经济的破坏。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小工商业者参加反蒋爱国的斗争。
    1946年11月19日，和谈终于破裂，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临行，他再三叮嘱到香港工作的许涤新要重视工商界统战。根据斗争需要，他除协助毛泽东指挥各大战场军事斗争外，还担任了中央城工部长，承担起开辟第二条战线的重任。他致电董必武等，要求就“反对美国干涉内政，出卖军火，进行借款助长内战及废除中美商约、抵制美货”等斗争，“尽量推动一般中立分子出面，造成最广泛的阵容”。（注：《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2月版第666页。）这一指示抓住了民族资产阶级能够参加反蒋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美国扶蒋内战和倾销美货，已对中国工商业造成了莫大的危害。正因为如此，民建会在中共发动的一系列爱国运动中都起着伙伴的作用。1947年元旦后，董必武等最后撤离上海。为向上海人民告别，他请民建会出面举办新年招待会，盛丕华等出席。与此前后，上海工商界由吴蕴初、章乃器发动，举行了两次抵制美货、挽救工商业危机的大请愿活动，（注：请参阅拙著《味精大王吴蕴初》，《中华民国史研究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72页。）这都给全市人民的反蒋斗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1947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正式提出了包括“保护民族工商业财产及合法经营”在内的新民主主义三大经济纲领。根据这个纲领，会议又制订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总目标。这一纲领和目标后来成为包括“保护工商业者”在内的中共城市政策基础。周恩来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对这些纲领、政策的制订，提供了极重要的意见。次年6月，他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纲）》，就是由此出发，对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体制和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的探讨。七届二中全会后，周恩来随毛泽东进入北京前夕，他再次重申了“对资本家要保护”，“使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长期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注：《在大决战的日子里》，阎长林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50页。）的政策。由于国民党长期的歪曲宣传，许多工商业者确实存在“恐共”心理。国统区的各大中小城市地下党组织，遵循中央和他的指示，用新闻广播、邮寄传单、聚餐谈心、登门拜访、亲友劝说等多种形式，使这些政策很快被大多数工商业者所接受。
    面临新中国即将诞生的重要时刻，周恩来又亲自抓了在香港、上海等地的著名人士北上政治协商共筹建国大计的问题。他多次致电上海局、香港分局，亲自审定北上人员名单。经海道北上的350余人中，其中工商界人士就有黄炎培、陈叔通等数十人。到京后，他作为新政协的召集人，又多次邀请盛丕华、胡子昂等座谈，就民建会的性质、发展和共同建设新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1949年6月25日，上海市政府成立，他致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要求聘请黄炎培等人为市府顾问，“俾其能联系上海资产阶级而取得发言地位”。（注：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案。）在酝酿开国的千头万绪中，最能体现周恩来一贯的实事求是思想的，是他在政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草拟“共同纲领”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因纲领中未写“社会主义”字句，有些代表不理解。周恩来说：“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用实践证明让全国人民看”，“认识社会主义确是唯一最好的前途，人们才会真正地承认它。”（注：《孙晓村纪念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63页。）用实践来证明，这是周恩来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和反蒋斗争的一个重要思想武器，也贯穿在他以后更加复杂的教育改造任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