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政策？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并无重新说明的必要。但是，对于事变后张、杨的个人命运和结局，现代史学界不时出现的某些说法，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例如，有的论者就认为，早在西安事变前国共双方即已秘密“搭线”，且“一切条件大抵都达到协议”，及至事变发生，国共双方又就事变的解决进行了“幕后交易”，而“这些国共之间的秘密来往，当然张学良都被蒙在鼓里”。是故“西安事变一出来，张学良立刻打入败部，他在三边关系（指中共、南京政府与西安-作者注）里，立刻成了出局者。”“他完全不是国民党的对手，也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更不是国民党加共产党的对手了！”〔1〕似乎在事变发生后， 中共便将张、杨抛弃，单纯将南京政府作为对手来商谈解决事变问题了。鉴于此，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西安事变期间中共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显然是很有必要的。
    一、及时作出决策，向张、杨提出合理建议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即独立自主地采取了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1936年12月12日凌晨，在保安的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发来的“文寅电”，获悉事变消息，面对此突发事变，即刻于同日复电西安，表示拟派周恩来去西安，共商大计。同时，中央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红军各军团，命令各部随时准备南下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12月13日，中共中央迅速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紧急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周恩来则于15日出发，17日晚到达西安。这说明，中共中央对事变的反应是迅速的、及时的和积极的。由于情势紧急，在解决事变的整个过程中，中共中央始终强调争取时间的重要性。在13日会议上，张闻天即强调，“尽量争取时间，巩固自己部队，把西安、兰州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2〕。在19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再次强调：“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尽量争取时间性”。〔3〕12月22日， 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洛甫、朱德等亦谓：“我来此4日，中心在抓紧反对和拖延内战。 ”〔4〕可见，中共始终将争取时间， 进行和平调解作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
    1937年2月， 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西安事变工作时说：“对于东北军弄得好是应努力的，但是与南京弄得好，就对东北军多少要发生些问题。”〔5〕可见， 中共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过程中，所面临的局势是微妙的复杂的，即一方面，要努力与西安方面（张、杨）维持“三位一体”的团结，另一方面，又要与南京方面争取合作。这在南京和西安两方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随着形势的逐渐明朗和对时局的冷静分析，中共日趋重视对南京政府的争取工作，承认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但这并非意味着中共中央开始将张、杨放置一边。中共中央在获悉西安事变爆发消息后，就认为张、杨的行动是爱国壮举，肯定其革命性和抗日性，决定给予积极支持和帮助。在12月13日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同两广事变不同，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完全站在反对‘剿共’的立场，对我们的友好是公开的”的。〔6〕12月19 日会议再次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革命性和抗日性，进一步明确了支持和援助张、杨的方针。在会上，毛泽东指出，为了争取事变胜利的前途，就要努力争取东北军，积极帮助反讨伐派取得胜利；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是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这就将支持和援助张、杨，争取西安当成了党对西安事变工作的中心。张闻天则具体讲了支持张、杨的策略，认为“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7〕同一天， 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指出，事变的发动“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同时指示全党“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8〕。可见，在12月19日， 中共中央在正式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时，继续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作为解决事变的基础和后盾。
    张、杨在扣蒋前，对事变后的复杂局面估计不足。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对部下说：“说干就干，何必顾虑那么大，杨（宇庭）、常（荫槐）怎么样？”〔9〕但是，事变发生后，局面严峻而复杂， 使他们感到情势险恶，“彷徨束手，问策无人”。在此种情况下，中共给张、杨的一系列合理建议，无疑是雪中送炭。（1）关于军事问题。12月12日，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免使西安腹背受敌。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建议他把重兵置于潼关、平凉、凤翔，强调据守潼关尤为重要，严拒抢占潼关的中央军樊松甫部。同时，毛、周还提醒张学良团结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巩固和纯洁内部，“对全军进行深入的政治动员”。14日，毛、朱、周及红军各将领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由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由三方共同组成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与敌决战时要各个击破，打几个胜仗，以打开局面；目前第一要务是巩固内部。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又提醒张学良，确保兰州、汉中，以孤立甘肃中央军。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与张学良商定了防御战略，红军正式加入西北抗日联军。（2 ）关于拘蒋问题。12日，中共中央提醒张学良，必须由其卫队营看管，防止蒋收买看守人员。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提出保证蒋的安全，借以制止主战派进攻西安，“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如西安遭到围攻无法解脱时，对蒋要“实行最后手段”。〔10〕（3 ）关于发动群众。13日，毛、周致电张学良，建议他不能单纯依靠军队，应发动和依靠群众，“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指出：“只有将全部行动基础置于民众之上”，西安事变才能获得胜利。〔11〕关于与宋子文谈判的条件。17日，周恩来到西安后，即与张学良商定了与即将到西安的宋子文谈判的五项条件。中共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为张、杨解决了和平解决事变的难题。正如张学良事后所言，中共给他作了很好的参谋部，周恩来到西安后，“俨为西安之谋主矣”。〔12〕
    二、争取有利于张、杨的国内、国际环境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力图担负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责任。12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全党：“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中共领导工作的中心，就是努力争取各方面力量，实现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张、杨营造一个有利的国内、国际环境。在19日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有六种力量，一是红军，二是东北军，三是西安的友军，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内部，六是国际。……我们应把六种力量团结，使内战结束。”〔13〕
    首先，中共中央积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坚决抵制亲日派对西安的“讨伐”。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是保护张、杨，为其创造一个有利的政治环境的核心问题。在13日会议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稳定及争取黄埔系、CC系、元老系、欧美派，推动他们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将领致电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呼吁他们“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14〕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将蒋介石的安全与南京政府是否接受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联系起来，指出“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15〕19日，毛泽东致电上海潘汉年，要他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1日，中共中央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指示他与蒋介石、陈诚、阎锡山、宋子文、于右任、黄埔左派、二陈谈判，采取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的分化方针。24日上午，在中共的力争下，迫使蒋介石方面在达成的九条原则中，基本上同意了张、杨八条通电的主张。在会谈期间，24日下午，周恩来曾单独与宋子文长谈，还与宋美龄两次长谈，详细阐明了我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宋氏兄妹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关键人物，周恩来对他们的争取工作无疑产生了积极影响。24日晚，周恩来直接会晤蒋介石，使之接受了双方达成的协议。中共不仅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接受了张、杨的抗日主张，还在政治上向亲日派施加压力，坚决抵制其对西安的军事“讨伐”。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表示坚决反对其对西安的武力“讨伐”，指出，“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要求他们“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16〕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强调“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灭亡，”向南京和西安双方提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暂停军事行动，“听候和平会议解决。”〔17〕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向南京政府发出的数次通电，转达了中共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信息，增强了南京主和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的信心，使张、杨免受中央军的围攻，为张、杨创造了有利的军事环境。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非常重视舆论工作，发动群众，动员全国各方面力量支持和同情西安事变，为张、杨创造有利的舆论环境和群众基础。在13日会议上，周恩来即指出：“注意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发动群众运动。”张闻天也强调：“组织群众，进行群众运动，武装群众，到处开始组织，大批地武装群众。”〔18〕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分别电告中共北方局、上海分局及西安等地下党组织，贯彻中央和平解决的主张，动员群众和舆论界的支持，并联络名流及地方实力派响应张、杨八项主张。事变后在西安成立的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中共党员王炳南任主任委员。周恩来到达西安头几天，就启发各界民主人士重视发动群众工作，单独会见民主人士杜斌丞，还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徐彬如，利用杨虎城控制下的长安政府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包括杨明轩等二十余人谈话，同时召集群众代表座谈，希望他们带动各界群众，积极支持张、杨的爱国行动。20日，周恩来审定了《解放日报》、广播电台的宣传纲要，还指示王炳南：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提出的八项救国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为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周恩来从陕北调来潘自力、方仲如等同志，充实民运会的领导力量。25日以后，周恩来还会见邵力子、钱大钧等各界人士，希望他们为巩固西北团结，促成蒋介石停战抗日做出努力。经过中共的多方面工作，1937年1月，西安的群众团体发展到110多个，有力地支持了张、杨的抗日行动。
    中共还非常重视争取国际上对张、杨发动事变的支持，希望尽可能地为其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事变发生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张、杨的抗日义举予以否定，认为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19〕自12日中午起，中共中央书记处便开始连续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通报西安事变的情况和中共的应变计划，目的在于获得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并希望动员世界舆论给以赞助，争取英、美、法赞助中国抗日。由于苏联报纸、广播连续抨击西安事变，17日，中共中央令刘鼎将西安群众运动情况向苏联每日一报，“若远方知此次事变及事变后之进展不是单纯军事行动，而是与民众连系的，估计当寄以同情。”〔20〕20日，在前线指挥主力红军的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中央向共产国际说明张、杨的兵谏行动是出于迫不得已。周恩来还邀请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贝特兰搞国际宣传。中共的这些做法，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张、杨的抗日义举。
    三、积极作出策应张、杨的军事部署
    实行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事合作，是中共在西安事变期间积极支持张、杨的一个重要方针。张学良曾回忆说：“共党之决案是……同东北军、西北军绝对合作，誓守延安会见之约言，万一和平绝望，共党决不袖手，利害与共，武装部队，听受指挥。”〔21〕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了策应西安的军事部署。12月12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各部队准备随时南下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抗击中央军的进攻。14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鉴于东北军势孤力单，且内部不稳，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南下与张、杨靠拢，“壮其胆而振其气。 ”〔22 〕在19日会议上，张闻天强调：在军事上，“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23〕同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亦要求全党“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
    西安事变期间，红军在西北地区的军事行动，有力地箝制了中央军对西安的围攻，策应了张、杨的军事计划。事变发生之前，1936年11月，张学良出于发动事变的考虑，曾向中共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原地不动，“邀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为此，中共中央推迟了《新作战计划》中提出的河东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的计划，在甘肃永昌、山丹地区的西路军亦作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原地不动创立永（昌）凉（州）根据地，策应河东。这就在客观上为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创造了条件。事变发生后，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表示若胡宗南、曾万钟、关麟征等军向南压迫，“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24〕14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将领联名向张、杨提议，红军一部在定边、盐边地区箝制胡宗南部，另一部可置于肤施、甘泉地区防止汤恩伯部南下，15日，由于中央军涌入潼关，张学良接受中共的提议，并要求陕南红军陈先瑞部出商雒地区侧击卢氏、灵宝，威胁东路中央军后方。中共中央同意陈部先去商雒，后加派了徐海东部。21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红军主力南下协同东北军、十七路军行动的同时，抽出部分兵力警戒和箝制胡宗南部。中共中央除在西安周围部署兵力外，与此同时，亦把西路军作为箝制和威慑力量，箝制马家军及黄河两岸的中央军。24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调西路军东进甘肃静宁、隆德地区，“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25〕从而有力地支持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回南京后，中共中央鉴于黄河以东的紧张局势，先是令西进到河西走廊临泽、高台一带的西路军暂停西进，1937年1月16日始， 又连续指示西路军东进凉州地区。1月21日，毛泽东给周恩来、 博古的电报中称：“西路军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26〕对粉碎蒋介石的内战阴谋起了一定作用。
    西安事变期间，红军还直接参与了张、杨的军事部署，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协同行动，壮大了西安方面的军事力量。12月14日，中共中央即已向张、杨提出由三方组成抗日援绥联军，联军三部主力集中在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红军主力可于一星期内到达西峰镇，尔后视情况或增援西安或增援固原。17日，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立即与张、杨磋商联合军事行动问题。21日，周恩来与张、杨商定：集中三方面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与“讨逆军”刘峙部决战。同时，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建议，红军主力分兵两路迅速南下，不顾一切地集中咸阳，消灭刘敌。根据周恩来与张、杨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各两个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红军突击集团，立即由定边、环县之间地区南下，十天到达长武、分县，再十天到达咸阳、兴平，尔后挺进到陕南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打击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彭德怀、任弼时率主力红军分兵两路南下，于25日、26日赶到庆阳及其南北地区。蒋介石回南京后，更派重兵压迫西安。1937年1月4日，周恩来、叶剑英与杨虎城、王以哲会商，制定了三方联合抵抗中央军进攻的紧急部署，决定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组成抗日联军，红军秘密集结于淳化、枸邑地区，再经三原赶到高陵地区，依情况参加渭北决战或经蓝田突击中央军李默庵部，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陕南红军陈先瑞部与杨虎城两旅依托秦岭，迟滞李默庵部。西线以红军一部协同王以哲、于学忠部箝制胡、关、毛、曾诸敌。同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名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传达中央政治局1月2日会议精神，提出目前的对策应该是西北“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27〕，主力红军进入关中，迅速稳定了关中形势，极大地支持和配合了东北军、十七路军的抗日行动，也使中央军不敢轻举妄动，达到了“壮其胆而振其气”的目的。
    四、竭力营救张学良，坚决维护“三位一体”
    中共中央认为，要解决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彻底实现全国抗日，营救张学良的关键，是巩固“三位一体”。12月27日，中共中央就指示全党，“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允诺的条件”，“巩固西安发动的胜利，巩固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团结。”事实上，实现全国抗日，营救张学良，巩固“三位一体”，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杨虎城当时就说：“当前我们斗争的目的，在实现抗日和团体的存在，团体的存在也能督促抗日的实现，要求张汉卿回来和停止顾（祝同）军西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28〕在南京被扣的张学良也指示西安方面：“要争取他回来，主要在于你们坚持团结到底，”〔29〕因此，撤兵释张，维护“三位一体”，就成为保护张、杨，妥善解决事变善后问题的关键。
    在中央军大兵压境，张学良被扣的形势下，要求南京政府撤兵释张，是保护张、杨最为紧迫的问题。中共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首先，中共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作了正面的斗争。12月28日，中共不顾蒋介石不泄漏其答应的条件的要求，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公布了西安协定，受到蒋介石、宋子文的责难。对此，毛泽东指出：“南京在蒋回后重新宣布剿共方针，重新向西北进兵，并扣留张学良，破坏协定与破坏信义。”1937年1月4日和5日， 中共中央两次致电上海潘汉年，委托他与南京接洽，并指示在与国民党谈判时坚持如下方针：“正当解决之先决办法是撤兵释张”；敦促蒋氏兑现在西安许下的诺言，立即撤兵释张，“西北交张学良处理”。〔30〕1月5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博古，指示他们在与张冲谈判时，要求南京政府须在立即撤兵、释张回陕、保证西安协定之实行的条件下解决西北善后问题，并要求他们在政治上速发拥蒋迎张通电。11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强烈要求：“尽撤入陕甘之兵，立即释放汉卿先生回西北主持。”〔31〕其次，中共还试图通过地下党组织做各方面的争取工作。1月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白区党组织，指示设法推动舆论机关、人民团体、国民党将领与多数党员、各省实力派，以及英美在华人士，反对亲日派的内战企图。1月15日，张闻天致电上海冯雪峰、潘汉年， 要他们策动韩复榘、刘汀通电，主张和平解决，恢复张学良自由。第三，周恩来等还在西安同杨虎城、王以哲密切合作，为争取撤兵释张而努力。1月5日，周恩来、叶剑英与东北军、西北军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发表歌电，强烈抗议南京政府扣张和发动内战的阴谋。1月12日， 周恩来与杨虎城、王以哲商定，派人到南京、奉化见张学良及宋子文、蒋介石要求西安行营主任以张学良为正，杨虎城、顾祝同为副，中央军全部退出甘肃。但中共的种种努力终因“二二”事件的发生而无果。
    最大程度地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实力，与保证张、杨的安全密切相关。而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实力的关键是避免内战。当时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就是力争和平局面，尽量避免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同中央军发生武装冲突。1937年1月8日，中共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通电，要求南京政府立即停止针对西安的军事行动，实现和平。1 月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 指出：“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当时，南京政府在派重兵压迫西安的同时，提出了甲乙两个方案。从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实力和“三位一体”局面出发，中共中央主张接受甲案，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撤至甘肃和陕西西部，先同南京实现和平，再用政治方式争取释张。东北军、十七路军主要负责人也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少壮派则坚持强硬立场，不愿接受两案中的任何一案，主张先释张后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即决一死战。针对西安方面的和战之争，中共首先不断为杨虎城出谋划策，帮助他分析形势，处理各种棘手问题。1月15日， 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杨和于学忠通电就新职，拒绝乙案，基本接受甲案，但须中央军全部撤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十七路军各一部；军事上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16日，三方会议决定，坚持和平方针，防区分配与营救张学良同时进行。2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转告蒋介石：要求他对西安方面“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31日，周恩来同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召开三方面最高军事会议，决定争取和平，用政治方式营救张学良。其次，中共对主战派进行了耐心的说服与争取工作。1月27日晚， 周恩来在其西安住处对前来请愿反对和平撤军的主战派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28日，张闻天建议中共中央：“对极少数不能听说服的过激分子应与之斗争。”〔32〕“二二”事件后，在“三位一体”瓦解，局势日趋恶化的形势下，中共仍设法保存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实力。4月26日至27日， 鉴于蒋介石迫杨出国，周恩来分别同杨虎城、张冲、顾祝同商谈解决办法，并建议中共致电蒋介石挽留杨虎城，并公开发表文章对南京政府迫杨出国，裁撤西安绥靖公署表示不满。
    坚持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是中共在事变善后过程中对张、杨的最有力支持。中共从维护大局出发，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始终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放在解决问题的核心地位。面对张学良被扣、中央军大兵压境的形势，中共代表团同西安方面共同制定了作战部署。其间，中共强调，无论和或战，应由杨虎城、王以哲等左派打定主意，中共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从而更密切了三方关系。在西安方面主战空气日趋浓厚的情况下，中共仍强调“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期，红军仍不采取单独行动，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完全处于对立地位。”〔33〕在西安方面已形成主战态势的情况下，1月30日下午，周恩来、博古、 叶剑英赶到云阳，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紧急商量对策，为避免同东北军、十七路军发生对立，毅然决定改变9 日张闻天提出即使打起来也不参战的意见，一致决定“有必要采取同友军行动一致的灵活办法。”当夜，他们将此意见电告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立即表示同意，指出：“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这说明，中共中央在关键时刻仍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放在首位。“二二”事件后，东北军因王以哲遇害更加分化，张学良回陕无望，东北军即将东调安徽，2月4日，周恩来仍建议中共中央，坚持三位一体，团结到底，加强内部组织与团结。从维护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的大局出发，叶剑英还经常帮助两军解决各种问题。如，出具证明，向南京政府报销张学良给红军用的67万元垫款，妥善解决了东北军不能报销的难题；正确处理了红军收编原属十七路军的赵呃杰民团及该部移调问题。〔34〕中共为妥善处理东北军内部的矛盾，维护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的团结，尽了最大努力。
    西安事变期间，中共采取的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化。这是从维护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的，绝不包括任何党的私利。中共之所以坚决支持和保护张、杨，完全是因为事变期间张、杨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切合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一政策在当时确实制止了南京政府亲日派的内战企图，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全民族抗战的实现。同时，中共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政策是光明磊落的，其对张、杨坦诚相见、同舟共济的态度也使他们深受感动。张学良被扣后，就曾嘱托何柱国转告东北军将士：“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35〕固然，由于蒋介石事变后没有完全履行其诺言，致使张学良被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但绝不能因此否认中共对张、杨的支持与保护政策。其伟大历史意义，必将永彪史册。
    注释：
    〔1〕李敖：《张学良研究》第176页，第189页， （台湾）李敖出版社出版。
    〔2〕〔5〕《张闻天文集》（二）第198页，第21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7月版。
    〔3〕〔7〕〔23〕〔32〕《张闻天西安事变前后的发言和电报六篇》，《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
    〔4〕〔24〕《周恩来年谱》第339页，第333页， 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
    〔6〕〔18〕《中共党史资料》第42辑，第134页，第137页。
    〔8〕〔14〕〔15〕〔16〕〔17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47页，第43页至44页，第44页至45页，第46页，档案出版社1986年11月版。
    〔9〕〔28〕〔29〕〔35〕《西安事变亲历记》第226页，第345 页，第337页，第7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月版。
    〔10〕周恩来致中央及毛泽东电，1936年12月17日。
    〔11〕《从内战到抗战》第6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周恩来年谱》第333页。
    〔12〕〔21〕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见张魁堂《张学良在台湾》附录部分，第201页，第200页，新华出版社1990年5月版。
    〔13〕《张闻天研究文集》第225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年6月版。
    〔30〕〔33〕《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第174页，第18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11月版。
    〔1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1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0〕毛泽东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7日。
    〔22〕毛泽东致彭、任电，1936年12月14日。
    〔25〕〔26〕《悲壮的征程》下册，第250页至251页，第255页。
    〔27〕《西安事变简史》第10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2 月版。
    〔31〕《周恩来书信选集》第1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
    〔34〕参见《中共党史资料》第9辑，第196至197页，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