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总纲》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出发点和归宿，全面论述了三项指示的内涵及基相互关系，阐述了进行全面整顿，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方面的问题，同时又相当尖锐的揭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策略及其本质，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战斗力量。文稿开头就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指出“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文章结尾又强调，“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文稿提出，学习理论成绩的好坏、大小，“检验的唯一标志”，“就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文稿还指出。“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这是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以及干部工作好坏成绩大小的标准。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总是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要彻底揭露他们在“造反”、“反潮流”的旗帜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文搞指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必须用心研究并遵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必须建立以责任制为核心的严格的规章制度，必须关心并逐步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文稿还指出，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必须“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并指出，“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其关键在于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班子，克服“软、懒、散”，清除个别坏人，调离长期闹派性者；同时要在全党范围内整顿党的作风。
    文稿尚在修改之中。胡乔木认为此文应从正面讲道理，不宜用批判与论争的格调，所以后来又写了两稿，拟在《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但第三稿还没有来得及送胡乔木看，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就开始了。《思想战线》被扼杀在摇篮里，《论总纲》也就无法发表了。
    对三个著名文件的历史评价
    在叙述三个著名文件的形成过程中，对它们的内容、意义、作用、影响，我们已经分别作了若干评论。这里再总括起来，对这三个著名文件作如下历史评价。
    一、这三个著名文件是1975年整顿的产物，也是指导全面整顿的纲领。
    为全面整顿的展开从理论到具体方针政策作准备的《论总纲》、《工业二十条》、《汇报提纲》，既是对由点到面、由经济部门到意识形态部门已经进行的初步整顿的理论概括，又是对即将全面铺开、逐步深入的全国各方面整顿的全面部署和具体指导。《论总纲》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进行整顿的方针政策，探索了在当时形势下摆脱动乱局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称得上是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的政治纲领。《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则分别抓住工业和科技这两个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针对这两个领域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快发展的具体目标、任务、方针、政策和办法，作出了相应的、必要的规定，成为各方面进行整顿的具体纲领。“四人帮”强加给这三个文件许多诬蔑不实之词，但说这三个文件《论总纲》是“主体”，《工业二十条》和《汇报提纲》是“两翼”，倒是说对了的。
    二、这三个著名文件以独特的、异常的方式在“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如上所述，《工业二十条》与《汇报提纲》这两个文件当时都未能正式下发，《论总纲》还没有定稿，也未能公开发表。但是，他们都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特定条件下公之于世。1976年2月，姚文元对《论总纲》下了四十七处批语，把《论总纲》断为“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妄图抓住《论总纲》这篇文稿，大做文章，作为打倒他们所仇视的邓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口实。从1976年4月起，“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发动对这三个文件的公开批判，给《论总纲》安上“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式的大毒草”等罪名。还说什么《论总纲》是“文拳头”，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是“武拳头”。诬蔑《工业二十条》是“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汇报提纲》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是“一条黑线”上“两个并蒂的毒瓜”。他们不仅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竭力诋毁，而且还编了三本小册子，由张春桥、姚文元亲自改定“前言”，于1975年8月向全国发行。他们诡称这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图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对“三株大毒草”的“围剿”，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然而历史却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还没有来得及同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见面的三个文件，却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走到了人民中间。如果说人们从1975年整顿的实践中已经感觉到、体会到邓小平的正确，那末，恰恰是在“批邓”的高潮中，人们又从这“三株大毒草”把原来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阶段，理解并认定邓小平所主张的路线、方针、政策真正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真正代表科学社会主义，而发动这种“反击”的“四人帮”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敌对方面的一小撮。如果说“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那末对“三株大毒草”的“大批判”则同发动者的愿望恰恰相反，反而从思想上、理论上巩固了这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