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37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政策的再调整、再失败与再确立
    1936年底发生于中国的绥远事件与西安事变，被日本视之为“决定命运”的两事件。〔65〕它不但宣告了日本既定对华政策的失败，也促进了中国抗日形势的迅速发展。以此为契机，日本统治集团被迫继1936年初之后，自1937年初开始，进行“对华再认识”，并考虑再次调整对华政策。受此影响，日本国内政局出现了九一八以来的第二次大动荡。在对华政策上走投无路的广田内阁于1月28日总辞职， 此次“倒阁的主力，正是有力支配广田内阁的军部”。〔66〕而且正由于军部的反对，特别使用了拒绝推荐陆相入阁这一手段，使宇垣一成的组阁梦迅速破灭。2月2日，由著名的“越境将军”林铣十郎组成“更加坚定的法西斯化”新内阁。〔67〕
    实际上，在广田内阁尚未垮台前，军部即已开始“对华再认识”，并考虑相应调整政策。1月6日，参谋本部第二课提出《〈帝国外交方针〉及〈对华实施策略〉的改正意见》〔68〕，8日， 军令部第二课也提出了《对华时局处理方针》〔69〕，均表示应以西安事变为契机，重新认识中国、调整对华政策。25日当宇垣刚拜受组阁“大命”时，参谋本部就匆匆将上述意见的核心内容作为“意志”，表示于未来的陆相，并特别指出：如果改变了对华政策，而日中关系仍未调整、更加恶化，“至不得已时，应准备在万分忍耐之后，予以彻底之痛击”。〔70〕军令部也根据正在国内汇报情况的须磨驻南京总领事的意见，认为“此时应对既定的对华政策加以再检讨，准备和、战两手，以期万无一失”。〔71〕这样，在林内阁成立前，军部已就对华政策的再调整达成共识。
    在林兼外相的1月间，外务省在与陆海军协调的基础上， 分别拟定了1936年8月11 日《对中国实施策略》和《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修正方案。先是，2月7日，陆军省军务局的园田中佐拟制了《对中国实施策略》和《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修正案的初案，是为“园田方案”。〔72〕20日，外务省东亚局的太田事务官仅将陆军的“园田方案”作了少许文字改正，即形成外务省关于调整《对中国实施策略》与《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的第一次修正案，又称“太田方案”。〔73〕与1936年8月11日的定案相较， 此次将“对南京政权的施策”放在“对华施策”的首位，而放在第二位的“对华北的施策”则体现于《第三次华北处理纲要》中，提出“处理华北的重点在于使之成为坚固的防共、亲日满地区”，当前应“首先致力于进行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经济工作”，对冀东走私和华北自由飞行问题加快解决。在此基础上，经与陆海军的协商，3月3日，太田拟制了外务省的“第二次方案”，同时还草就了《关于废除冀东走私》及《关于调整华北自由飞行问题》的“第一次方案”。〔74〕外务省“第二次方案”变化较大之处，是根据海军省的意见，在对南京政权的施策中规定要“再开谈判以解决日中间各悬案”，内容则是上年底调整国交时诸要求的重复。对废除冀东走私及解决华北自由飞行问题，第一次方案规定了“有条件”废除与解决的方针，即：国民政府以月额100万元现金换取冀东走私之废止，以日本保留惠通公司、 上海-福冈间通航换取华北自由飞行之解决。这样，至3月3日，林首相主持下的外务省已与军部协议后拟定了一整套调整对华政策的方案。同日，原驻法大使佐藤尚武就任外相。4日就将外务省3日拟定的上述“太田方案”改为东亚局方案，并予以通过。
    “佐藤外交的任务，是改善目前完全陷入僵局的对华关系”〔75〕，而五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政府确立了对日本抗战的方针后，在对日外交上也进行了相应调整，3 日任命王宠惠为外长（前外长张群改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8日， 在佐藤外相于贵族院会议上提出要以“新的出发点”来检讨对华外交后不久，王宠惠也就中国外交政策声明：要以国家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平等、互利为基础，建立国际关系。〔76〕在日中两国政府推动下，12日-22日，以儿玉谦次为首的日本经济使节访华团，访问了南京、上海，会见了蒋介石、孔祥熙、王宠惠等要人。儿玉归国后向佐藤外相进言：中国目前正上下一致努力于统一与国家建设，日本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现状，以决定今后的对华政策。〔77〕儿玉访华团的活动，政治意义突出，反映了佐藤外相的新的对华外交思路，并迷惑了一些中国人。〔78〕
    但是，日本军部却对“佐藤外交”持有异议。3月上旬， 参谋本部将驻华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召回东京，听取他们对中国形势的看法。喜多等认为：当前日中关系已非一般手段可以调整，应采取应急方针，即（1 ）从对苏作战出发，调整对华国交；（2）在上述调整不可能时，“在对苏行动前， 要首先对华加以一击，摧毁蒋政权的基础”；（3 ）不论上述两种情况如何，目前应调整对华关系，充实战备。〔79〕15日，海军省又拟定出《对中国实施策略》的第二案。〔80〕19日，陆军省提出了对于外务省关于废除冀东走私及对华航空问题方针案的意见，海军方面对此则表示“全然同意”。〔81〕
    在军部推动下，3月22日， 外务省拟定了《对中国实施策略》的第三次方案，并根据海军意见，将《第三次华北处理纲要》改名为《华北指导方针》，并相应拟定该纲要的第三次方案。〔82〕4月5日，佐藤外相就“调整对华政策”向阁议说明时指出：此前关于对华政策的再检讨问题，经与陆、海军事务当局的协商，已形成共同意向；而关于对华政策之具体处理方式，三省当局业已达成一致。〔83〕在三省一致的基础上，又就“华北经济开发”问题征求了大藏省的意见后，4月16日， 林内阁的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省大臣决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及《指导华北的方针》〔84〕，这标志着1937年初以来对华政策再调整的定案完成。
    与上年8月11日决定的对华政策相比， 此次改正的重点在于：“废止以华北分治为中心的政治工作，而主要依靠文化、经济工作来指导帝国的对华策略。”〔85〕但在《指导华北的方针》中，却提出了与《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相同的目的与几乎相同的指导方针：除了对华北政权进行内部指导外，要使南京政权实质上确认华北的特殊地位〔86〕；与此不同的是提出了迅速解决冀东走私与华北自由飞行问题。5月7日，陆军省在外务省意见的基础上，将其3月4日初案的内容扩大为“对华航空问题”，并相应决定了“促进解决”的方针，要求迅速解决“日、德两国飞机在中国领空内起飞、着陆以及设置安西飞机场问题”〔87〕；8日，又表示对外务省关于废除冀东走私方案无异议。〔88〕10日， 佐藤外相通过川越大使，将与军部交涉的上述两问题通知在华主要领馆。〔89〕至此，佐藤终于完成了他上任前即由军部与外务间达成的一系列对华政策方案。上述方案的过程与内容也同时证明了：“佐藤的中国外交，只能说是作为增添军部的新气象而登台，并继续加以发展的。”〔90〕也就是说，“佐藤外交”不过是军部推行对华政策的一个招牌而已，它是以“和”的一手，掩盖了日本的大战准备。
    但“佐藤外交”的对华政策尚未及实施，针对当年初以来的“对华再认识论”，5月开始，日本又掀起“对华再认识论的再认识”。 月初，川越回国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为此提供了依据，而中国税警部队进驻青岛一事又提供了借口。10日，军令部提出针对“税警团事件”的《山东问题对策意见》〔91〕，要求当此之际“即使冒全面战争之危险，也要断然派遣讨伐之师”。15日，佐藤外相主持召开外、陆、海三省会议，听取川越报告后，就对华北政策进行“再检讨”，提出要从“新的出发点”重开日中谈判。〔92〕20日，担负华北警备的海军下村司令官致电次长：“如今调整国交、经济侵入的策略不可能成功，莫如以开战来整顿一切战备和指导适合国际形势的外交，乃为良策。”〔93〕陆军方面则于14日设立综合国策机关“企划厅”，并于29日向政府提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以待有事之日，可以在日、满及华北获得重要资源的自给。〔94〕此外，5月中下旬，陆军还派遣教育总监香月清司、 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参谋本部第七课长永津佐比重等要员，陆续到华北视察，以根据实情制定新的对策。在军部“对华再认识”的影响下，“佐藤外交”这个被视为软弱外交的招牌，于5月31 日随着林内阁的总辞职而迅速宣告失败。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在观察因佐藤外交而出现的日本侵华周期性退潮时，曾感到如坐火山，且“不知火山将在何时爆发”。〔95〕佐藤外相在辞职时也曾忧叹：“如今日中两国的形势已处于这样一种危急状态，即如果就此发展下去，不知何时就会飞起战火。”〔96〕他们的预言在继任的近卫内阁初期很快就实现了。
    6月4日宣告成立的近卫内阁，仍保留军部的重要人物即杉山陆相与米内海相，而以广田弘毅再任外相。同日，近卫在就职演说中声称，日本“对外不能仅以维持现状为是”〔97〕，表明“举国一致”的该届“青年内阁”将在对外政策上有所作为。而面对已陷入僵局的日中关系，近卫内阁的使命就是在对外政策上当务之急在于解决日中两国多年的悬案，调整两国国交〔98〕，这个使命则历史地赋予再次出场的“广田外交”。5日，广田外相声称：以前的广田三原则，今日已不适当， “因中日关系已经由抽象之原则，从企图实现提携之时代，进至实际问题，应加以解决之阶段”。〔99〕7日，广田在会见外国驻日使节团时， 会晤了中国驻日代理大使杨云竹，再次表示：中日间一切悬案应予解决。〔100〕在近卫内阁企图在对华关系上打破现状、 实际解决问题的主旨下，继上月以来“对华再认识”之趋势，6月初开始， 日本各派政治势力纷纷以新内阁成立为契机，迅速表达其关于对华政策的见解与对策。
    被军部派往华北视察的要人们首先汇报了实地的状况和对策。6 月5日，香月清司报告说：华北形势相当危急， 必须增强中国驻屯军的兵力〔101〕；8日，永津佐比重报告说：不知何时就会在华北发生什么事件，需要对青岛一带严加戒备〔102〕；9日，柴山兼四郎报告说：蒋介石政权所进行的中国统一运动，实则仍未超出封建军阀的范围，而日本对此评价却甚高。〔103〕与此同时， 驻中国当地的官员们也向东京中央表达了他们的见解。6日， 驻青岛的陆海外官员就“税警团事件”向中央建议：要求中国税警团返回原驻地，向日本国内及欧美各国彻底宣传中国在山东的挑战态度〔104〕；7日，驻上海大使馆武官致电次官、次长，说：鉴于中国目前状况，无需马上改变对华政策，专守沉默、持静观态度乃是明举〔105〕；但驻南京武官则对该电表示了反对意见， 他认为与前年相比，南京的对日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日本现在若以妥协态度在华北问题上让步，调整国交则近乎不可能。 〔106〕但对调整对华政策最为关注的还是关东军。对前内阁政策强烈不满的关东军，于6月初便派东条英机参谋长到东京，表达其意见。 东条先是严厉批判了林内阁的对华方针，指出：不伴随政治工作的经济工作实行起来相当困难，这只要想到满洲事变前满洲的状况即可明了；而日本要求与南京亲善，反而会助长其排日、侮日的态度。〔107〕东条于9日提出关东军的对华政策是：“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108 〕关东军的“对华一击论”，与1937年初以来军部的主张一脉相承，成为此时日本对华政策的代表和强音，左右了近卫内阁初期的对华政策之基调。18日，视察了华北各要地的井本参谋向参谋本部报告说：中国的排日、抗日、侮日气氛已达于沸点，驻华军部官员对此看法大致相同，在对策上，大部分人的意见是“对于中国不加以一击，则不能打开局面”〔109〕， 这证明关东军的观点已获华北驻军的认同。与此同时，被石原莞尔派去视察卢沟桥现地情况的冈木参谋也报告说：必须预先准备强有力的应急措施。〔110〕
    在军部及现地官员的影响和推动下，外务省的对华方针亦趋积极与强硬。6月初，东条英机在东京期间，外务省次官堀内及欧亚、 东亚两局长曾与之会谈，对于关东军的上述见解获得谅解。〔111 〕广田外相也认为，前内阁的“中国再认识论”过高地估价了中国，这反而会使中国更加傲慢。他在进行对华再认识之后，提出了对华的强硬方针与积极态度。〔112〕外务省的上述宗旨，表现于20 日对川越驻华大使的归任训令中，该训令特别提出要“侧重对华自主积极的推进，对佐藤外交之后退色彩予以修正”。〔113〕川越赴华返任的前日（24日）， 曾与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陆军省军务局长后宫及海军省军务局长丰田举行会议，彼此交换了对华政策的意见后，他于同晚发表谈话，要求中国认清日本生存与发展之权利，以及伪“满洲国”之生存与华北间之必然联系。〔114〕川越的谈话表明了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方针， 中日两国间的问题已难有和平解决之望。
    为了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在川越归任前，外务省派人来华与当地日本官员协商。6月21日，东亚局上村课长在青岛召集驻济南、 青岛总领事及武官，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以及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铃木少佐等人，说明政府的新政策并商讨华北政情及策略问题，与会者均表示要避免与中国中央政府交涉，而以各地当局及民众为对象，分别利诱威胁实行经济文化上之侵略。〔115〕与此相呼应，30日， 广田外相在枢密院就对华关系作说明时，也声称外务省今后应体会前内阁对华政策之本意，寻机与中国当局开始；为此有关各省已派员赴中国及满洲说明上述新政策，以求贯彻。〔116〕但是， 当外务省东亚局上村课长来到驻华大使馆说明前内阁废止冀东走私之方针时，大使馆的陆、海、外官员一致认为：日本想让南京政府交付月额百万元的现金作为补偿，要待百年河清之时，莫不如仍继续对冀察方面进行内部工作。〔117 〕这说明再次登场的广田外交已不可能故技重演，只有寻求对华政策的新出路。
    这时的中国政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在进行各种抗战准备的同时，采取了联合英美、对日强硬的外交立场，中日关系已形成互不退让的僵局。如何打开这一僵局？川越驻华大使在会晤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及王宠惠外长后，7月5日提出日本当前最适当的办法是：“实行满洲事变以来我一贯坚持之对华根本方针的急转弯。”〔118〕6日，在近卫内阁确立施政方针的阁议上，广田外相也表示：虽然对华方针与以往并无改变，但如今即使实现了日中亲善，也难望有成效；对于不能不说不满的日本而言，“除毅然推行正确政策外，别无他途”。他的意见，得到与会全体阁僚的一致同意。〔119〕至此，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近卫内阁初期的外交政策终于走到与军部主张相同的“正确政策”，亦即以“首先对华一击”来打开僵局的政策，剩下的问题，只是选择一个发生于什么时间和地点的“事件”为借口来加以实施了。于是，历史又回到了“九一八”以前，作为“第二次柳条湖事件”的卢沟桥事变已呼之欲出了。
    注释：
    〔1〕曲家源著：《卢沟桥事变起因考论-- 兼与日本有关历史学家商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156页；荣维木：《卢沟桥事变研究综述》，《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3期。
    〔2〕关于“从九一八到七七”、 或“七七”以前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国内所见有10余篇论文，但上述论著对“七七”前夕的日本对华政策之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其实，迫近“七七”的这一年多的日本对华政策最具有典型性的代表意义。
    〔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 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577页。
    〔4〕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卷），日本国际联合协会1955年版，第275-277页，（以下简称《主要文书》（下））。
    〔5〕[日]上村伸一著：《日本外交史》第19卷， 《日华事变》（上），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145页。
    〔6〕[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一）》，东京三铃书房1964年版，第22-24页。
    〔7〕《主要文书》（下），第303-304页。
    〔8〕《现代史资料》（8），第108页。
    〔9〕周开庆编著：《一九三六年之中日关系》， 正中书局1937年版，第29页。
    〔10〕《主要文书》（下），第320-322页。笔者按：[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 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64-365页所载，由该书作者摘要的部分， 却并非该文件的核心内容。
    〔11〕日本驻华各地陆军武官曾于1934年11月12日起于青岛、16日起于上海举行秘密会议，见有吉致广田电（11月27日）、若杉致广田电（12月12日），载《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微胶卷），PVM30， 第238-246、250-255页。
    〔12〕《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2，第446-456页。
    〔13〕《现代史资料》（8），第128-134页。
    〔14〕《主要文书》（下），第322-323页。
    〔15〕《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2，第486-491页。
    〔16〕《日本外务省档案》，PVM32，第477-479页。
    〔17〕《主要文书》（下），第324-326页。
    〔18〕[日]《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 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66页。
    〔19〕[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15页。
    〔20〕《日本外务省档案》，SP201，第34-35页。
    〔21〕《日本外务省档案》，SP201，第36-46页。
    〔22〕信夫清三郎，前揭书，第609页。
    〔23〕《主要文书》（下），第330-334页。
    〔24〕《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75-76页。
    〔25〕[日]《重光葵外交回想录》，第日新闻社1978年版，第166页。
    〔26〕美驻日大使格鲁致国务卿电（8月7日），载[日]《东京审判辩护方资料》第3卷，国书刊行会1996年版，第16页。
    〔27〕《蒋介石与李滋罗斯谈话录》（6月28日）， 《民国档案》1990年第1期。
    〔28〕《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84-386页。
    〔29〕《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95-397页。
    〔30〕《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388-389页； 《战史丛书·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1）》，第297-298页。
    〔31〕参见《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3-3，第1328-1339页。笔者按：《现代史资料》（8）第372-373页所载内容出入较大， 应以前件档案为准。
    〔32〕以上各案，均载《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14 -34、45-54页。
    〔33〕《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931页。
    〔34〕《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87页。
    〔35〕《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88-89页。
    〔36〕《主要文书》（下），第344-345页。
    〔37〕《主要文书》（下），第345-346页。
    〔38〕上述文件，载《现代史资料》（8），第366-371页。
    〔39〕如，《主要文书》（下）载《第二次华北处理纲要》时，并未收录此件。
    〔40〕《日本外务省档案》，UD79，第55-59页。
    〔41〕《日本外务省档案》，UD79，第87-88页。
    〔42〕《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
    〔43〕《日本外务省档案》，UD79，第83-85页。
    〔44〕[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87页。
    〔45〕《现代史资料》（8），第287-289页。
    〔46〕《现代史资料》（8），第294页。
    〔47〕《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193-194 页。
    〔48〕《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199页。
    〔49〕《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18-419页。
    〔50〕如当时在日内瓦出席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顾维钧等人曾致电外交部，指出：“川越提出的共同防共与经济合作，果然坚持包括中国全部，其范围超越二十一条之要求，真是日本亡朝鲜故技”。张群著：《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中日关系研究会1973年版，第68页。
    〔51〕《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203-204 页。
    〔52〕《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19-420页。
    〔53〕《现代史资料》（8），第297-298页。
    〔54〕《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台北1981年版，第675页。
    〔55〕《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69页。
    〔56〕《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12-113页。
    〔57〕《张群、川越会谈记录》（12 月3 日）， 《民国档案》1988年第2期。
    〔58〕《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三），第688-690页。
    〔59〕《现代史资料》（8），第310-312页。
    〔60〕周开庆前揭书，第105页。
    〔61〕《现代史资料》（8），第608页。
    〔62〕《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28，第9-18页。
    〔63〕《现代史资料》（8），第612-613页。
    〔64〕《日本外务省档案》，S1615-28，第80-84页。
    〔65〕《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213页。
    〔66〕《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30，第9-10页。
    〔67〕李凡夫著：《从广田内阁到林内阁》，黑白丛书社（上海）1937年版，第47页。
    〔68〕《现代史资料》（8），第378-381页。
    〔69〕《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213页。
    〔70〕《现代史资料》（8），第384页。
    〔71〕《现代史资料》（8），第420页。
    〔72〕《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95-100、55-64页。
    〔73〕《现代史资料》（8），第394-396页。 经笔者详细核照，此件与“园田方案”差别甚微。
    〔74〕上述方案见《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78-94、156-172页。
    〔75〕信夫清三郎，前揭书，第616页。
    〔7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1至6月份），台北1985年版，第250页。
    〔77〕转引自[日]臼井胜美：《佐藤外交与日中关系》，入江昭等编《战间期的日本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版，第257页。
    〔78〕据《国闻周报》第14卷第10期载，当时某些中国政府官员认为：佐藤外交“颇似空谷足音……确较广田与有田为进步。”
    〔79〕《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26-127页。
    〔80〕《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78-94页。第一案为3月5日拟定，载《现代史料资料》（8），第397-399页。
    〔81〕《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122-123页、131-132页。
    〔82〕《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65-74页。
    〔83〕《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页。
    〔84〕《主要文书》（下），第360-362页。
    〔85〕《日本外务省档案》，SP305，第4页。
    〔86〕参见佐藤外相关于该政策向驻华使领的说明（5月6日），内有对“实质上与特殊性”的解释。载《日本外务省档案》，IMT402，第12-20页。
    〔87〕《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133-134页。
    〔88〕《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124页。
    〔89〕《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112-115页。但《主要文书》（下）（第362-365页）一书中只收录该件甲号、C号， 缺少乙、丙号及A、B号。
    〔90〕臼井胜美，前揭书，第253页。
    〔91〕《现代史资料》（8），第433-435页。
    〔92〕《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30-31页。
    〔93〕《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27页。
    〔94〕《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27页。
    〔95〕（美）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中译本， 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11页。
    〔96〕[日]佐藤尚武著：《回顾八十年》，时事通信社1970年版，第376页。
    〔97〕《国闻周报》第14卷第23期。
    〔98〕[日]风见章著：《近卫内阁》，日本出版协同公司1951年版，第27页。笔者按，该书作者当时为第一届近卫内阁的书记官长。
    〔9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1至6月份），第545页。
    〔100〕《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04页。
    〔101〕《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33页。
    〔102〕《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33-135页。
    〔103〕《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28页。
    〔104〕驻青岛总领事大鹰致广田电第165号，《现代史资料》（8），第436-437页。
    〔105〕《日本外务省档案》，IMT402，第26-29页。
    〔106〕《日本外务省档案》，IMT402，第30-35页。
    〔107〕 转引自[日]三宅正树编集代表：《昭和史的军部与政治》（2），第一法规出版社1983年版，第65-66页。
    〔108〕[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河出书房新社1961 年版，资料附录，第333页。
    〔109〕《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第135页。
    〔110〕《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28-429页。
    〔111〕《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21-226页。
    〔112〕《战史丛书·中国方面海军作战（1）》，第31页。
    〔113〕东京驻日大使馆致南京外交部电（6月25日），载《中日外交史料丛编》（四），台北，1967年版，第128页。
    〔114〕《申报》1937年6月26日第一版第三张。
    〔115〕青岛市长沈鸿烈致南京外交部电（6月22日），转载《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7年1至6月份），第616-617页。
    〔116〕《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58-259页。
    〔117〕上海大使馆武官致次官、次长电（7月2日）， 《日本外务省档案》，IMT380，第276-279页。
    〔118〕 转引自[日]臼井胜美：《“支那事变”前的日中交涉》，载臼井胜美著：《围绕中国的近代日本外交》，筑摩书房，1983年9月版，第121页。
    〔119〕《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第4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