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研究的历史回顾与考察 1.1早期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 法国是最早研究中国的国家之一。自19世纪有汉学研究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的研究多是一些热衷于中国文字学、哲学、宗教、古典文学方面的汉学家所为。按法国史学家巴斯蒂的话说,一些曾被派往中国的法国官员和记者的感想、旅行家的猎奇以及极少数研究传统中国的专家的“应时的通常是令人失望的论述,”〔1 〕构成了对这一时期中国研究的基本内涵,说明正式的研究尚未展开。 尽管如此,一些研究中国史的机构已经出现。如高等汉学研究所是1919年筹建的,当时一部分资金出自庚子赔款。这里藏书丰富,不仅是法国学者,也是欧洲的中国学专家们进行历史研究时取得资料来源的主要场所。该所的图书馆建于1926年,现有近30万册中文书,以古籍为主,还有方志近千册,满蒙藏文的书籍共约200册,各类期刊1400种, 其中部分书刊来自1941年法国外交部在北京成立的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 国立科学研究中心是闻名于世的中国革命史研究机构,成立于1939年,直属法国国民教育部,它集教学和科研于一体,现设有30多个研究组,主要研究项目有20世纪中国的历史、政治及对外政策;中国共产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演变;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政治等。 1.2基础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 1953年,纪业马将军在缺乏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困难条件下创办了远东文献中心,就是现在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由此,法国对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创立起来了。汇集在这里的是原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和原高级实验学校第六部的研究人员。1970年起,又成立了几个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经济、对外政策和文化的专题研究小组,先后出版了被法国学术界视为基本著作的两部书:纪业马的《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1968年出版),谢诺的《中国历史(1840~1949)》(1969~1975年出版)。该院出版的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关的刊物有《中国中心丛书》和《经济、社会、文化年鉴》。 1.3加强阶段(70年代中后期至现在) 7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新分化组合,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引人瞩目的成绩,刺激了法国史学家们研究中国问题的兴趣。有厚古薄今、厚内薄外研究传统的法国史学界,加强了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并逐渐向当代问题倾斜。这阶段研究的进展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一些高等学校增设了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 中共党史的课程,而且还建立了不少各种规模的研究中心、研究室和研究小组。目前,涉足中国近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法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有近20所,研究人员中专门从事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学者有约30名。多数研究者曾在中国大陆访问数年,或到香港、台湾从事过调研。〔2〕而且, 每年都有相关的新著问世。科研机构中,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设有中国革命史等课程。1976年,该院的当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与国立科学研究中心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成立了研究组,将各大学的大部分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组织起来,着重研究清末、民国时期的人口、农业资源、都市社会、农民运动等历史和社会问题,以及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设有中国近代史(1840~1949)概论、 中国现代史(1949 ~1981)、明清中国社会史、19和20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史、中国文化运动(1915~1949)、中国共产党史(1921~1949)和中国共产党史文选课等。 近年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在里昂设立了与巴黎的研究中心相媲美的东亚研究所。克里斯蒂安·昂里奥任所长。 成立于1980年的法兰西中国研究协会发行的《中国研究》(半年刊)迄今已出版了13卷,内容涉及多个中国历史时期及诸多领域。此外,该协会在香港发行了《中国瞭望》双月刊。这是唯一的专门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包括港台)的法文刊物。 2)进行了资料的编辑整理和出版工作。 法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资料保存得较为丰富。多年来,法国的史学工作者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 (1)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 目前法国专家编辑整理出的资料及工具书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编成的《法国各档案馆中的亚洲史指南》。70年代末出版的《法文图书中关于中国地图的书目》。各图书馆中所藏原始资料指南也在编辑中。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校图书馆将所藏500种中文期刊已编辑成册出版。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现代中国研究和资料中心,是收藏中国现代史资料较集中的单位,有关中国的书有17000种,中文期刊11种, 及全套的《申报》和部分《民国日报》的缩微胶片。〔3〕清理编辑1920~1939 年间华法教育会赞助中国旅法勤工俭学学生档案是重要工作。这些档案中有中共早期领导人和留学生在法活动的档案材料及他们当时发往国内的报告,20~30年代在法出版的党的早期刊物,周恩来留法时在当地期刊上发表的20多篇文章,当时中法大学收集的有关中国的图书等。其中1920~1925年间留学生的档案资料和传记已于1981年编辑出版。 (2)发表了文献译著成果。近年来, 法国学者也发表了一些文献的译文或译著。发表的译文主要有:黄家诚译的《严复的几篇宣言》;义和团期间伯希和作的《北京札记(1899~1901)》;伊浦隆译的《秋瑾:精卫石。汉侠儿女》,这是1904~1906年间秋瑾写的一本著作的带注释的译本。出版了中法两种文字一套的《中国读物》,包括白吉尔、张馥蕊的《“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1919年五四运动》;德莱热、华昌明的《近代中国的图书革命:出版家王云五》;柯乐德、程莹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前华北的农业互助》;陈禾嘉、杜铭纳的《一次神秘事件:出自庐山的假报告》;佩罗的《大寨恢复了元气:七十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政策》。〔4〕 (3)曾经来华的法国官员、记者所写的回忆录或游记等, 也是宝贵的研究资料。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葛兰言目睹了1912年2月29 日的北京兵变,并将他的所见所闻写信告诉他的朋友。70年后,葛兰言夫人将这封有珍贵价值的信发表在巴黎《汉学》杂志上。纪业马将军于1937年以法国驻华使馆陆军副武官身份来华,先后在北京、重庆、南京工作过16年,经历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时期。他的《一生为中国--回忆录(1937~1989)》记述了他自26岁来中国,由军人、外交官到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专家的50年里与中国交往的历史。书中收录了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一度在重庆“不情愿”地为法国亲纳粹的维希政府工作。他在书中记述了当时法国在德国占领期间的对华政策。书中还介绍了为向蒋介石通报戴高乐政府承认新中国政权的秘密决定,他1964年台湾之行的情况。他对周恩来、吴佩孚等诸多历史人物做了生动的描述,并记述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时他的所见所闻。 目前,资料编辑整理利用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较多:虽然史料丰富,但清理编辑工作迟缓,尤以法国编辑的工具书为少;此外,进行中国史研究引用的资料和学术观点颇受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学术界的影响,而认真从中文史料、中国历史和现实实际出发研究中国问题尚未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如“在关于1911年以后这一时期的著作中,满足于西方的资料,偏重英文资料,似乎只要是英文就能证明资料可靠。援引几条资料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这种倾向相当严重。”〔5 〕至今没有专门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刊物也是憾事。 3)研究队伍的发展。到目前为止, 法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队伍人数并不多。法国学者认为在造成这种状况的诸多原因中,首先是法国政府长期没有对中国问题研究引起重视,在财政和组织方面的支持不力。其次是政策上倾斜不够,影响了队伍的成长。如各大学里中国史研究的教授席位很少,特别是青年学者受聘的希望不大,造成青年学者对这一领域望而却步。以目前毕仰高的学生为例,毕业生中四分之三是中国学生,他们能被吸收到高校和研究机构工作的机会很少。因此,他们中能继续从事近现代中国史研究的人就寥寥无几了〔6〕。由此, 再加上法国史学界厚内薄外的研究传统,从事研究中国革命史的法国学者是相当有限的。 尽管如此,法国并不乏有国际影响的学者及其著作问世。主要应提到对研究19~20世纪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两位开拓者:纪业马和谢诺。 纪业马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被视为法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学科的基本著作之一,被多次再版并译成多种文字。他还编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词典》的中国部分,并正撰写《中国军事史纲》。这些著作都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 谢诺是被法国公认的专门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的专家,尤以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而见长。所著的《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和主编的《中国历史1840~1949》均被视为近现代中国研究的基本著作。此外,谢诺还著有《中国的工会(1919~1927)》、《中国联省自治运动(1920~1923)》、《中国的农民运动(1840~1949)》、《中国--从辛亥革命到解放》及《中国,人民共和国(1949~1976)》、《孙中山传》等。〔7〕 在年轻一代的学者中巴斯蒂主要研究晚清中国社会的演变,有《清末社会变革(1873~1911)》等著作。此外,他还研究中法战争及其前后的中国社会、近现代中国教育、清末皇权思想和辛亥革命与法国外交等。 白吉尔的研究侧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辛亥革命和孙中山、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及20世纪法国在华教育机构等,研究成果亦丰。著作有《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清末上海的一次金融危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毕仰高研究的重点是中国农民革命和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著有《中国革命的起源》,并与杜铭纳等合著《冷眼看中国》。此外,鲁林和谢瑞尔研究工人运动;安克强研究民国时期的上海;齐则安研究两次大战之间赴法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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