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专题研究
    从专题研究的角度看，法国的中国革命史研究还未系统地展开。除纪业马和谢诺的综合性研究成果外，各时期的研究尚未全面进行。多数情况是依研究者个人的兴趣而对某些问题的研究较为偏爱，还有不少领域无人问津。已有的研究较集中于对1911～1937年间中国历史的研究，以研究政治方面和旧中国经济社会史为主，文化、思想史的研究略有涉及。
    目前，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涉及中法战争、洋务运动、农民起义、戍戊维新、辛亥革命与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的实业救国等。突出的是巴斯蒂对清末社会变革及晚清的财政、留学生与洋务运动的研究。〔8 〕巴斯蒂认为：“从清王朝镇压民众起义到它垮台之间的四十年并不是中国社会秩序大动荡的时期，而是中国社会内部发生转变的时期”，着蓝大褂的文人同西服礼帽坐汽车的商人间的“差别反映了中国新旧转换的幅度”，而中国社会内部的转变主要发生在上层统治阶级中间。因此，巴斯蒂首先分析了上层社会的变化。他认为，清朝政权原是由特权阶级单一成分组成。但在最后25年中增加了新成份，即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升迁者；捐纳为官者；因战争和防务而重用的武官，特别是新军的地位上升；洋务派；知识界中受西方影响而出现的部分职业政治活动家和革命家；以及清末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这些人的出现，打乱了绅士阶层的绝对纯洁，改变和动摇着中国传统的特权阶级。同时，上层集团的变化也带来了某些制度的变化：新式学校、各种商业联合会、各省咨议局、现代银行的出现等等，这些都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秩序，最终导致了特权阶级的分裂，动摇了绅士阶层的传统观念。
    其次，巴斯蒂强调：（1 ）“要弄清清末中国社会演进的内在动力，我们归根到底还必须着眼于仍然包括中国全部人口近95%的农村世界”。（2）新兴起的半无产阶级使社会产生了一支大的流移力量。（3）这些人及产业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下层社会在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日益不安和骚动。（4）“引起晚清社会变化的原因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形式的外国入侵”。作者认为其“客观效果”是打破了许多固有的观念和体制，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出现了受西方影响的知识界；同时也震撼了封建经济的根基--地主阶级与佃农的关系，带来了空前规模的起义、民变、农民暴动、以致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再次，巴斯蒂认为，辛亥革命之后是一个脱节的封建外壳和与外界进一步接轨的正在萌芽着新生命的新社会，故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城市起义“是那些背弃古老的农业帝国而转向西方以寻求建立政治组织和发展经济的新技术的城市化精英人士脑力劳动的成果。”总之，巴斯蒂对中国革命是寄以同情的，有些观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如他认为清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全国农村中深刻运动的结果。
    研究这时期问题的还有：魏丕信认为洋务运动破产的决定性原因不在于经济和知识，而是缺乏统一领导；慈禧执政期间关注的不是使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而是在平衡各派势力之中巩固个人权力。〔9 〕巴斯蒂对从辛亥革命爆发到清帝退位期间法国对华外交的分析，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在关于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面，黄家诚、巴尔芒从对严复、黄遵宪的分析入手，明确提出西方思想界对中国思想界及政治变革的影响问题。1899年4月10日至10月25 日的《清议报》上连篇刊登了梁启超编译的瑞士法学家伯伦知理的著作《国家论》的部分章节。巴斯蒂通过考证认为“《国家论》不仅在梁启超的思想和政治宣传演变中起过作用”，而且通过他向中国的知识界介绍近代的“国家”和“民族”等新概念，也是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有利因素。〔10〕
    3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专题研究
    3.1民国时期
    这是法国史学家研究最集中的部分。主要涉及民族资产阶级（尤以研究上海工商业为多）、中国经济史、秘密会社、农民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史、工人运动和人物研究等。其中对经济、社会史的研究尤为侧重。
    白吉尔对20年代初期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被视为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集中反映其观点的是《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12章《中国的资产阶级（1911～1937）》。〔11〕在此书中，他将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划分为革命至衰退若干时期。其中1917～1923 年为黄金发展时期； 1923～1927年为经济危机到政治上隐退时期；1927～1937年为官僚主义的恢复与资产阶级的衰落时期。白吉尔依据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标准来判定辛亥革命，认为无论怎样评价辛亥革命的性质和地位，这场革命都标志着中国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卷入政治斗争，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成为现代中国的主要精英之一。但是，在各地起义中，商人多数情况下只扮演了赞助的角色，而不是直接的“带头人”。加上他们的政治实力较弱，使他们夺取政权、建立南京临时政府的尝试只是一种空想的举动；战乱和捐助也使他们很快耗尽了财力。于是，袁世凯上台后资产阶级便陷入了单纯发展经济的狭隘的社会地方主义的衰退之中。白吉尔进一步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国际形势的转变是推动中国资产阶级进入黄金时代的决定性因素。而且，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使民族工业在大战之后，尽管遇到许多困难， 尤其是在通商口岸， 但仍持续发展到1923年。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在新一代革命分子的指导下重返政治舞台，扮演重要角色。但是，1923年后西方列强卷土重来，经济一度发展的奇迹结束。虽然资产阶级有救国的渴望，但又具有为获取利润而依赖外国的合作与支持的特征；加之国共合作后，工人阶级的大量介入，“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圈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因此，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衰落了。表现在他们希望促成一个既能确保民族解放，又能保持传统形式的社会制度国家政权（官僚和军阀相结合）的重建。于是，1927年4月以后，官僚政治卷土重来， 资产阶级向蒋介石屈从，并迅速异化，自治权被剥夺，金融受控制，政治权力和社会活动力缩小，“官僚和资产阶级共存”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最终，官僚体制和军阀的复辟带来了一个反动的时代--新的国家资本主义，它取代了民族资产阶级最有生气和创造性的基石。这里作者所谓1927年后资产阶级即被消灭一点显然有悖于史实。关于外国向中国“输入概念”（指西方的民主政治）问题，白吉尔认为欧洲人的观点往往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12〕
    谢诺搜集大量材料对中国秘密会社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鸦片战争稍前至1949年间形成的秘密会社是“反社会”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把明末的三合会、清末的义和团、小刀会以及以后的青帮、红帮都归为秘密会社的范围，认为秘密会社在近代革命中曾起过积极进步的作用，发挥了政治和经济的、军事的、精神的多种职能。而其表现出的乌托邦式的平等主义和造反传统，是曾经受到孙中山、毛泽东和朱德等革命领袖尊崇和欢迎的秘密会社的遗产之一。〔13〕谢诺分析了秘密会社在不同历史阶级的历史作用和社会职能，认为秘密会社的社会基础即其成员来自两种人：贫穷的农民和与农民有密切联系的搬运工、苦力、流浪汉、小贩、船夫、走私者、云游和尚等各种游民。特别是在19世纪末期，濒临困境和失去地位的人数剧增，秘密会社的影响也随之加强，最明显的是辛亥前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哥老会。随着外国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他们由“将满人作为敌人的传统的原始民族主义转移到反对西方去了。”在辛亥革命发生后，他们“再次进入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主流之中”，“不仅同共和派在政治、军事上合作，而且在社会和思想意识方面也有可观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吸收进来作为其成员（革命党）的秘密会社和阶级在革命高潮显示了非凡的推动作用。”“随着清朝的覆灭，秘密会社的主要政治使命便完成了。”
    谢诺分析民国时期的秘密会社有三种功能：（1 ）社会的和经济的职能。在现代政党和工会影响未及的地方继续代表下层社会成员的利益。（2）军事的职能。 所不同的是乡村中的会社多为反抗地主压迫的自卫组织；而青帮等则是完全从事犯罪活动的流氓行为。（3 ）精神上的职能，即给中下层阶级解决精神和宗教的需要。虽然民国时期他们不再有政治地位，却仍然是一股潜在政治势力。因此，共产党由于对农民问题的重视， 也可能在不同时期的一定情况下与他们合作。 最突出的是1936年7 月毛泽东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哥老会提出与之成立抗日联合战线的要求。〔14〕而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也寻求秘密会社的支持。于是，青帮首领杜月笙成了上海法租界的市政议员，青帮走私鸦片、枪支，经营卖淫和赌博等“生意”也得到了国民党的默许。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秘密会社多与国民党残余势力有联系而成为反革命据点， 于1954～1955年间被置于反社会主义势力帮凶的地位而被清除。
    其他方面的研究还涉及：通过对上海杰出人物的研究分析中国社会问题；民国时期女权运动的缘起和妇女状况；华盛顿会议后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等。
    3.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
    谢诺是法国及西方国家学者中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专家。《中国工人运动（1919～1927）》一书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对五卅运动的研究是这本书的精彩部分。他将“五卅”看成中国革命重要的组成部分，强调的观点有：（1 ）五卅运动的发生是各阶级“对外国列强的敌对情绪的增长”的结果；（2）共产党是五卅运动的领导者；（3）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总工会不但接待了苏联工会代表团，而且与政府公开讨论劳工立法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工人的代言人”，“革命的领导力量”。（4）五卅运动使中共的组织有所发展；（5）五卅运动的失败原因，除了军阀的镇压，大资产阶级的出卖、北京政府的无能和洋人的软硬兼施外，还有工人运动本身“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具体表现在：没有发动广大的农民参加到运动中来，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先未解决好，后又让步。谢诺还特别强调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生搬硬套西方经验的结果”，那种认为工业城市是斗争的主要动力和主要战场的观点，显然“不符合1919年至1927年的（中国）国情。”〔15〕
    此外，纪业马在《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毕仰高在《中国革命的起源》中都肯定了五卅运动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作用。毕仰高认为，“可以公正地认为五卅运动标志着真正革命时期的开端”，因为此后“中共走上了舞台。”
    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毕仰高有较多的研究。他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利用了一些中文档案分析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运动。他赞扬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民运动时是成功的，因为控制农民的行动非常困难，而共产党却成功地把农民的“骚动”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目标：“国家的独立和强大有力。”此外，他还对在农民中选拔产生共产党的干部问题进行了分析。〔16〕
    3.3中外关系
    在法国众多的研究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中，著名史学家让－巴斯蒂·迪罗塞尔的《外交史》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作者将学习和研究每一个历史阶段所需的档案资料、官方文件集和概论性的著作、政治家的回忆录、参考书目都列出并做必要的说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书以欧洲外交为重点，论及1911年到1984年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外交事件。其中有一定的篇幅论及远东和中国问题，对于从世界历史背景中研究中国问题有较好的作用，对有些问题做了较客观的分析。如作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一个“预定的计划”，批评当中国人将此事诉诸国际联盟寻求国际支援时，国联既“没有正式宣布日本是侵略者”，也没有对它进行任何制裁，“而美国也只从道义上‘谴责日本的行动（1932年1月7日‘史汀生主义’或称‘胡佛主义’）。”针对英美在中国问题上的k4i502.jpg靖政策，他指出：“满洲事件是和世界经济危机分不开的，……日本的成功说明书面协定、国际条约和和平诺言，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就不可能有力量。英美本来可以承担起使各国遵守国际义务的责任，但它们绝对反对战争，只采用道义谴责的办法，而这种办法对日本军人是不起作用的”〔17〕再如，作者认为美国对1946～1949年的中国内战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当马歇尔扮演公正无私的调停人角色的时候，美国政府仍然在军事方面继续援助蒋介石，向他提供大量战略物资。蒋介石感觉到美国舆论大多在支持他，宁愿和共产党决裂。”〔18〕1949年后美国又为了自己在太平洋的重要利益“反对台湾归还共产党中国，”并积极充当导演“两个中国”不光彩的角色。作者还对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坚持不对外扩张，为维持世界“持久的和平环境”所作的努力给予了肯定。但是，书中有些观点与我们不尽相同，有些地方不符合事实，如关于七七事变的起因，作者趋同日本歪曲事实的说法，说当夜“一队日军在北平西南的宛平附近演习，遭到城内（中国）士兵的枪击，于是日军占领宛平。”又如，把皖南事变的发生说成“政府曾命令这支共产党军队撤出江南地区，但是，这支军队的领导拒不执行命令，因而政府决定解除他们的武装。”
    K·S·卡罗尔是一位法国记者，是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60年代中期他访问中国，到过18个省、市、自治区。之后，出版了《毛泽东的中国》一书，曾在国外产生了颇大影响。这本书较客观地记录了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表达了自己对文革的困惑不解和对中国前途的担心，记录了诸多的历史史实。如在“延安精神--一个女战士的自述”等章节中，记录了对当年在延安的革命老人的真实访问，对抗战期间的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说：“在延安的熔炉里，中国社会各阶层传统的隔阂迅速消灭。”他认为在不否定毛泽东的军队在抗战中的功绩的前提下，应该说毛泽东的军队在抗战中进行的主要是政治斗争，“正是政治斗争的胜利才保障了纯军事斗争的成功。毛泽东军队的力量不仅在于它不侵犯群众的模范行为上，而且在于它能在物质、政治和道义上帮助群众。”〔19〕他称延安为法伦斯泰尔，即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的社会主义基层组织。这种观点与美国的某些学者的看法相接近。
    总之，目前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在法国开展得不如美、日、俄等国。研究范围和研究队伍也稍滞后。但是从资料的丰富性、研究人员的素质和研究成果和水平方面看还是有其特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