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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任之当时是华北学院的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是从太原来的共产党员，也是民盟成员，与傅作义是同乡，有过交往。由于在太原有被捕的危险，杜任之来北平后便住在他弟弟杜敬之（傅作义的军医）的家里。当时，民盟中的地下党员关世雄向我反映了他的情况。1948年秋，我和关世雄一起到锦什坊街油篓胡同6号去看过他，他说他是由太原来北平找地下党的，并问我，自己是回解放区还是留北平，根据党的要求，凡在北平能站住脚的都留在北平工作。杜任之留了下来，为争取北平和平解放做了不少工作。 锦州解放以后，东北全境即将解放。华北平津的解放已不过是时间问题。北平的群众一方面希望解放军赶快解放北平，一方面又担心战火会造成很大伤亡和破坏，因此和平解放北平就成了广大群众的心愿。杜任之以自己与傅作义有同乡之谊，积极促进傅作义接受和谈。他通过他弟弟与刘厚同见了面，刘厚同与傅作义商谈后，说傅作义有意进行和谈，但希望有个民主党派参加，以便协调双方意见，因此由当时民盟在华北的负责人张东荪做为第三方的代表。但是由于傅作义被蒋介石召到南京开会，谈判问题暂时搁下了。 与此同时，在南系学委王汉斌的领导下，有李炳泉出面做他堂兄李腾九（傅作义总部的联络处长）的工作；王汉斌又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由天津调来北平，留在傅作义身边，以便做傅作义的工作。 1948年11月初，刘仁把北平地下学委书记佘涤清叫回解放区泊镇，指示要学委出面代表共产党正式与傅作义方面谈判。经我们学委研究，由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出面向她父亲试探，看傅的反映如何。 傅冬菊是傅作义的大女儿，共产党员，当时在天津《大公报》工作，为了便于对傅作义进行工作调来北平。佘涤清告诉傅冬菊：“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菊当即去找她的父亲，向他转达我们党的意图。傅作义怕是“军统”特务通过他的女儿套他，便问：“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你可别上当！要遇上假共产党，那就麻烦了。” 傅冬菊说：“是我们同学，是真共产党，不是‘军统’” 傅作义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 傅冬菊一下答不出，又去问佘涤清如何回答。佘明确告诉傅冬菊，叫她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表示可以考虑。这是一次试探性的正式接触。 学委考虑傅作义总是把傅冬菊看做孩子，所以同时又派李炳泉通过他的堂兄李腾九去做傅作义工作。 李炳泉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1940年入党，抗日战争胜利后来到北平，当时在傅作义办的《平明日报》当记者，后升为采访部主任。李腾九是傅作义的“剿总”总部的联络处长。李炳泉同李腾九开始是以亲属关系漫谈形势，后引导到与共产党和平谈判才是出路，把李腾九的思想做通了，再让李腾九找傅作义去谈。 谁知，李腾九与傅作义谈了几次，傅作义都没有理他。12月初我军以神速动作分割包围了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傅作义才感到和谈的迫切需要，找李腾九与共产党联系，于是学委决定李炳泉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同傅方联络。 约在12月下旬，傅作义决定派他的亲信，《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出城谈判，学委则派李炳泉与崔载之一起出城。当时傅作义提出，要我们在李炳泉出城后再指定一我方人员与李腾九联系。我们便指定了《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地下党员刘时平担负这一任务。当时，我们要求不仅傅作义的嫡系部队，而且所有在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全都要放下武器，但傅作义说：“我的军队可以，其他部队我控制不了。” 不久，新保安、张家口被攻克，傅作义的主力部队被歼灭。1949年元月初，平津前线吃紧，傅作义感到情况紧急，决定派周北峰代表他再次出城。行前，周与我约好在李阁老胡同张东荪家见面，他想先和我谈谈，但因为出去的路线、时间、暗号都用电报与城工部联络好了，不能耽搁，我让他们马上就动身。周北峰说“路过我们这方面的军队关卡好说，到解放军那边怎么办？”我让他们带上一面白旗，准备过火线时用，并告诉了他们要走的路线和联络暗号。很快周北峰就和张东荪一起出发了。 后来城工部来电，要我们注意周北峰回来后傅作义的态度，我们了解到傅还在犹豫不定。不久攻打天津的战斗就开始了，军委来电指出，天津拿下后，傅作义可能有变化。果然，1949年1月中旬，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与周北峰再度出城，最后下决心起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