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们地下学委对傅作义进行工作，是通过各种关系多方面进行的，那时我担任学委秘书长，分管上层统战事宜。李炳泉出城之后，我作为共产党代表正式与傅方谈判，这时各方面原来联系的人也都交给我联系，以便全面掌握傅作义的动态和进行工作。在最后直接谈判阶段，我们与傅作义联络主要是通过三个人：傅的老师刘厚同，傅的同事“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傅的女儿傅冬菊。
    我们选择刘厚同作为与傅作义谈判的桥梁，是因为他和我们有较长时间的接触，对形势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对和谈的态度积极，同时他对傅了解较深，深得傅的信任。在1948年秋，我即与刘老先生直接建立了联系。
    我与刘厚同经常见面的地点多在高等法院院长吴煜恒的办公室。吴煜恒是民盟负责人之一，在大后方时曾与董必武有工作来往。刘老先生看样子将近70岁，是个读过旧诗书有才学的人，说话声音宏亮，头脑清楚，健谈开朗，讲古论今，一谈就是半天。吴煜恒院长语言温和，待人诚恳，不仅为我们在那里见面提供了方便，还设宴招待我们俩个。
    我们是在谈判，同时也是在谈心交朋友，看样子刘老先生很喜欢和我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交朋友，老先生还送给我一张他们一家人的照片。刘厚同与我约定每星期见两次面，他说：“如果一星期不见你来，就认为你被‘军统’特务逮捕了，我便请傅先生派人到监狱找你。”因为那时北平“军统”特务活动特别猖狂，佘涤清、刘时平后来都被他们捕去。果然，刘老先生是讲信义的。有一次，我有急事未能如期赴约，可急坏了刘老先生，他真的要傅作义派人到各监狱查问，有没有同仁医院的李大夫（当时我告诉他，我姓李，是同仁医院的医生，其实那时我已离开同仁医院了）后来见面时他告诉我，没有找到李大夫，只有个同仁医院的孙大夫（地下党员孙振洲，也是同仁医院的大夫，被敌人逮捕了）
    我与刘老先生直接接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老先生对促成和谈尽了很大努力。从刘老先生所谈情况，我们清楚地知道傅作义一直是动摇，一方面不想跟蒋介石走，另一方面又想保存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所以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傅作义对和平解放北平总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复。
    事隔年久，很难记起每次都谈些什么内容，大体记得有这样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开始时，知道蒋介石不断拉傅作义并委以重任，我们主要谈的是跟蒋介石走没有出路，蒋介石历来消灭异己。当我们了解到美国想收买傅作义，支持傅作义在华北“独立”时，我们谈的是傅将军应珍惜自己的爱国抗日的光荣历史，美国即便装备了几百万蒋介石军队，也避免不了可耻的失败下场。针对傅作义还想依靠自己的一部分兵力退守察绥，我们谈的是察绥已经很难回去了。我们收听到“陕北广播电台”公布战犯名单里有傅作义，接着又接到中央来电“傅虽列为战犯，但与蒋介石有矛盾，仍要争取”时，我们主要谈的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人民立了功，人民不会忘记，以解除傅作义的顾虑，让他下决心接受和平谈判，保全文化古都，那就是对人民立了一大功。
    对傅作义的犹豫动摇，刘老先生以坚定的态度反复地向他谈形势，摆利害，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转达我党的政策和对傅作义的希望、要求，明确指点傅作义要顺应人心，当机立断，只要和平谈判就有光明前途，切不要自我毁灭。他曾劝傅作义发和平通电停止内战，但傅当时主要顾虑：一怕控制不了国民党中央军；二怕得不到共产党谅解；三怕蒋介石轰炸北平；四怕对不起中央军；五怕被人看做叛逆。刘老先生便引用商汤放桀，武王伐纣的历史说：“汤与武王是桀、纣的占臣，后人不但不称汤与武王是叛逆，反而赞美他们。忠应当忠于民众，而非忠于一人。目前国事败坏成这个样子，民众流离失所，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希望和平，政府必须改造，如果你能按照历史的发展，顺人心，起来倡导和平，百姓会箪食壶浆来欢迎你，谁还会说你是叛逆？”
    刘厚同在北平奔走和平八十五日，由于劳累、焦急致使左目失明，人们称他为“和平老人”，可谓当之无愧。傅作义决定起义之后，刘老先生不以功高自居，表示从此隐退，回到了天津。
    邓宝珊当时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榆林地区国民党军司令。我和邓宝珊见面是在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的家里，邓宝珊穿了一身国民党士兵穿的灰棉军装，四方脸，语音沉重，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
    正巧我随身带着“陕北广播电台”记录新闻宣传材料，送了他一份，他很高兴。邓宝珊先生对蒋介石必败认识是明确的，我们谈的比较投机。我最后对他说：“你和傅先生是老同事，希望你劝傅先生赶快下决心和谈，时间不多了，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为人民做点好事。”他表示要极力劝说傅先生。
    关于榆林地区的情况，他说：“先把傅先生的事谈定了，至于我那个地方的问题好办”我说：“那好吧，等以后再商议吧！”
    这是第一次会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