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和邓宝珊见面,是在我解放军对北平的包围圈愈来愈缩小,城内不断听到隆隆的炮声,有些炮弹已经打到城里来了的时候,地点还是在王捷三院长家里。看样子邓宝珊的情绪比较紧张,双方交谈的时间较短,他只是强调说:“你能不能通知你们军队先不要打,给我个时间再与傅先生深一步谈谈。”我说:“我可以向领导反映,但时间不会很长了,我军已包围北平,傅先生的军队走不了啦,再不下决心就晚了。” 当时天津临近解放,刘仁同志转来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天津拿下后,傅作义投降的可能性增加了,但我们应做两手准备,如果傅作义不投降,即武装解放北平。我是按中央军委的意思约见邓宝珊交谈,让他促使傅作义快下决心,这次我没有骑自行车,因我家住在南池子南口南弯子胡同,王捷三家在南池子北口,离得很近。谈完话我临出门时,邓先生说:“‘军统’活动很厉害,你要多加小心。我用汽车带你一段路吧!” 他用汽车把我带到景山东街,我就下车了。这里离我家更远了,因为按地下党的规矩,我们的住处是绝对保密的,我不能告诉邓将军我的住处距王家很近。 第三次与邓宝珊见面,还是在王捷三家里。邓宝珊比较稳重,不轻易喜形于色,这次一见面却喜笑颜开地说:“傅先生的问题算是解决了,他决定跟共产党合作。这个问题解决后,他的心情也很好,把女儿冬菊叫到一起,几个亲近的人一块儿吃了顿饭……”傅先生这个决心是难下的,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傅作义起义起了重要作用(事后知道,在我军已包围北平的情况下,是傅作义派飞机专程将邓接到北平,来商谈北平问题的)。接着,邓宝珊提出要与我们军队领导进一步商谈。经用电报与城工部联系同意,我与王甦研究后派了一位合适的交通员陪他们出城,带他们到我们军队的最高指挥部去。到此,我们地下党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谈的工作告一段落,事后听说邓宝珊将军曾多次出城与我前线总指挥部商谈起义具体条件和细节问题,不过就不需要通过地下党来联系了。 傅冬菊是我们党的好情报员,在我们党公开与傅作义谈判的过程中,她也起了重要作用。按中央军委指示,我作为共产党代表与傅方谈判之后,给傅冬菊的主要任务则是了解傅作义的动态。那时我和傅冬菊见面是在东皇城根李中的家里,我们几乎每天见一次面。那时她还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每次见我她总是高高兴兴,满面笑容,不慌不忙地把她父亲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我。傅作义有时思想斗争激烈,唉声叹气,发脾气,咬火柴头,甚至想自杀,对他这些细微的情绪变化,我们都很清楚。有时头天晚上发生的事,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知道了;上午发生的事,下午就知道了。这些都及时写成电文,由交通员迅速送译电员,再送地下电台,直接报告刘仁部长,再由他及时转给前线总指挥部。后来,刘仁同志曾赞赏地对我说:“聂司令员(聂荣臻)表扬了你们的情报工作。他说你们对傅作义的动态了解得可真清楚,像这样迅速、准确地了解敌军最高指挥官的动态乃至情绪变化,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它对我军作出正确的判断,下定正确的决心,进行正确的部署,具有重要的作用。” 由于傅冬菊对傅作义的情况了解得准确及时,使党中央在组织解放北平的工作中,在军事进攻与政治争取的配合上,结合得非常紧密,掌握了用和平谈判方式解放北平的主动权。 解放前夕的北平,虽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我们的心里却是兴奋的,大家都清楚这已是黎明前的黑暗。根据城工部的指示,为了统一行动,北平地下党的“学委”、“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等迅速联合了起来,展开一系列的活动。我们向敌人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给敌之党政大小头目邮寄、散发通令,告诫其各安职守,不准破坏,等候接收;并且瓦解敌军,争取到许多国民党中、下级军官。一些高级军官例如十七兵团司令候镜如、九十二军军长黄翔暗中也准备起义,崇文门、西直门守敌已保证在我军攻城时开城接应。 在我人民解放大军压力下,傅作义将军经过很多斗争,终于率领20多万军队起义了,此举为人民立了一大功。北平的和平解放,保存了我国的文化古都,在当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促使敌军日益瓦解。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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