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共两党持久战略内容之比较
    在国共两党持久战略的内容中，共同点和不同点并存，但不同点大大多于相同点：
    （一）国共两党都认为中国抗战要分为三个阶段，都对三个阶段的情况作了相似的描述。
    中共基于对敌我特点变化发展的精辟分析，准确地预言了抗战的三个阶段：“（1）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阶段；（2）敌之战略防守、我之准备反攻阶段；（3）我之战略反攻、 敌之战略退却阶段”〔13〕。国民党认为：“第一期为持久抵抗时期。第二期为敌我对峙的时期。预定之第三期为我总反攻的时期”〔14〕。
    两党都为三个阶段的战争走势描绘了大致的轮廊：
    第一阶段轮廊：中共认为，由于敌强我弱的特点，敌人大举进攻，敌方将会出现暂时的、局部的向上变化。但由于我方乘敌后空虚，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敌军力、物力遭受很大消耗，士气颓靡，财政竭蹶，敌方开始出现向下的变化。“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将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15〕。国民党认为，“在抗战之第一期，国军的对倭寇之攻势，仅作有限度之抵抗，尔后主动转进，以消耗敌人战力，保存我军主力，借以空间换时间，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以求达成提早阻止敌人前进，以建立长期抗战力量之目的”〔16〕
    第二阶段轮廊：共产党认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一方面，敌方企图保守占领地，组织伪政府，搜刮中国人民，以维护和继续扩大其侵略战争；另一方面，我军已转入敌后，发展民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遭到严重的破坏，同时还将遇到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两大难题。但“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17〕。国民党认为：“至抗战第二期，敌人‘速战速决’战略已变为‘以战养战’；战略攻势已变为战略守势。但国军反攻力量，尚待建立，为达成上述目的，并打破敌人企图，除抽调部队轮流整训外，并对敌主动发动有限度之攻势或反击。以消耗敌人战力，同时广泛发动敌后游击战，‘变敌人后方为前方’，以牵制敌兵军力，加重其消耗，并打破敌军经济榨取之阴谋。”〔18〕
    第三阶段轮廊：国共双方都认为这一阶段是反攻阶段，都认识到反攻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同时还需借助国际援助。
    （二）在战术方面，国共两党都把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作为抗战的主要作战形式，但在战争的不同阶段应采用何种作战形式，两党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中共认为，抗战“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国民党也把“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后方重于前方”以及“以空间换时间”作为其长期抗战的基本方针。
    抗战初期，中共对选择何种作战形式进行了积极探讨并取得一致意见。1937年9月，毛泽东在致北方局的电报中指出：“整个华北工作， 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19〕10月，刘少奇著文指出：“游击战争是今后华北人民抗日的主要斗争方式。”〔20〕11月，周恩来著文强调：“要认识现在是野战，是运动战，是游击战，争人不争地。 ”〔21〕1938年5月～6月，毛泽东综合了全党同志的观点， 发表了《论持久战》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
    毛泽东指出：“整个抗日战争中，中日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毛泽东一再强调游击战的作用：“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变为正规战”。“‘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伟大的威力”。〔22〕
    国民党虽制定了“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作战方针，但在实战中没能得到彻底贯彻。
    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的主要战术是阵地战。抗战刚开始，国民党就制定了守势作战的方针，设想用顽强的阵地防守充分杀伤敌人，遏制日军的进攻势头。蒋介石认为：“现在抵抗日本并没有什么大的新技术”。须“步步为营，处处设防，到一个地方就先要挖好极深的战壕，修好极固工事”，然后在深沟高垒之中“固守不退，稳打稳扎”〔23〕，这一思想具体体现在军委会制订的第二战区指导要领中：“对于侵入淞沪之敌，应迅速将其扫荡，以确保京、沪政治，经济重心。同时对于浙江沿海敌可能登陆之地区，迅速构成据点式之阵地，阻止敌人登陆，或乘机歼灭之”〔24〕。淞沪会战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阵地消耗战，南京战役也是一场悲壮的绝境阵地战。在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中，阵地防御战仍是主要作战形式。
    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作战方针是：“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质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25〕。1938年底，国民党成立冀察和苏鲁游击战区，“期于敌前敌后不断打击敌人”〔26〕。这说明国民党在战术上注重了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结合。但应指出，国民党的游击战实际上是正规军的游击战。
    战略反攻阶段，重庆国民政府计划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使用中国战区内所有之陆军空军及后勤机构，对在华日军予以强烈紧密之进攻”〔27〕。由于日本的迅速投降，这一战略战术没有得到很好应用。
    （三）国共两党都强调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都注意到广大民众在抗战中的作用。但在如何动员、依靠广大民众方面，两党存在着根本区别。
    人民战争思想是中共持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多次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抗日战争“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28〕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共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最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国民党也多次提到依靠民众抗日。蒋介石指出：“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29〕。即把广博的土地和广大民众作为持久抗战的要素。南京失陷后，国民党认识到， 抗战胜利“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1938年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提出“团结海内外全民族一切力量”，“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坚持持久抗战”。〔30〕但由于国民党缺乏政治上的进步和民主，使其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一条脱离群众，甚至压制群众，单纯依靠军队抗战的道路。如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强调：各地人民武装和敌后抗战都要置于“各战区司令长官指导之下”，压制群众抗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中更提出：“假借共产党或八路军与新四军名义擅自组织武装队伍者，当地驻军得随时派兵解散”〔31〕。这种名义上依靠民众，实际上单纯依靠军队的抗战方针，造成了军事上屡屡失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