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矿管理方法的多样性及其原因
    抗战时期，公营企业对工矿的管理方法殊不统一，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为租客制。即公司将矿场向外出租，承租人与公司签订合同后，由其自雇工人，自备工具材料从事采矿。所得之矿即按一定比例交与公司，作为租金。由于开采有难易，矿层有厚薄，故各处收租金比例不大相同，有对半开，四六开，三七开，甚至二八开等等。租客制的特点主要有二：（一）全部生产均操在租客手中；（二）所产之矿，租客分得大部分，并由其自行出售。
    二为包工制。即公司把生产任务承包给包工处，包工处招雇矿工进行开采。包工处不属于公司的机构，它只通过合同与公司发生联系。包工制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点：（一）由公司指定工程范围或工作对象，规定质量、数量和进度，从而决定包价若干，由包工处支领；（二）工人工资，伙食由包工处负责；（三）所需工料由公司供给；（四）所产之矿全部归公司所有。当然，有些矿场略有区别，如规定除木柱、机械设备等大型材料由矿场负责供应外，其余一切生产开支均由包工处负责。还有的规定所产之矿大部分归公司，少部分归包工处自由处理等。但不管怎样，由包工处根据公司指定的任务来组织生产，这种基本原则是共同的。包工通常分为几等，包工处为大包，下面还有“二包”、“三包”，甚至“四包”、“五包”。包工头很少参加劳动，但是，他们却从工人所得砂价中提成，其比例从3%～5%不等。
    三为班组承包制。这种制度与一般的包工制有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工人可以自由组合。它规定：在生产过程中，可由窿工若干人组成一班，设班长统率之。班长由公司选派或由矿工推举，以富有工作经验及品行可靠者担任。班长及班中伙伕、水伕等皆由公司发给工津，不须工人负担。班长负责训练新工人，依照工程师之吩咐分配工作。工人成绩之登记、进退、伤病及免工役之请领等，均由班长报请办理。工资亦由班长具领转发。但各工人工作之成绩及应得之待遇，由公司布告周知，以杜流弊。总之，班长受公司直接指挥，工人听从班长之分派支配。为了使这种制度具有更大的活力，不少矿场还辅之以奖工办法，即分工作成绩为若干级，级数越高者计价标准越大，所得之奖越多。该班之成绩能超过规定标准者，班长亦可获奖金。
    四为里外工结合制。即将矿工分为里工和外工两大部分。熟练掌握技术和能够使用机械之工人，称为里工，由矿方直接雇用、管理；其余的工人称为外工，由包工处雇用、管理。为了节省费用，每个公司里工的数量都严格控制，其比例大约只占全部矿工的20%左右。他们的人数尽管很少，但作用却很大，各级生产组织，大都以他们为基础建立起来。具体而言，井内生产建立领区（即工作区）、领班、领号（即生产班组）三级组织，地面生产亦按工种设置领班等组织，各级生产组织均分设总监工、监工，由具有生产经验者担任，具体负责推动各项生产。不论是井内或地面，几乎所有的生产技术都由他们掌握。〔5 〕外工约占全部矿工的80%左右，他们被分配在里工建立的各级生产组织中，从事繁重的简单劳动。
    五为雇佣制。即公司定期招募一批工人，每日由生产部门指定出工人数及工作地点，再由班派定工人。奉派各工人，即依时携具记有号码之工牌，到查工室领取油灯及应用工具，待工毕仍交还所领物品，而取回工牌。查工每日填具报工单二纸，一悬挂当众地点，一送核工员登记，每周由统工员分别工牌号码，汇编工饷单，送会计转交出纳，凭工牌按名发给每日工资。〔6〕
    六为按时计工制。即公司为了更多地使用廉价劳动力，除技术工外，一律不定合同，不办接收手续。凡愿来开矿的人，只要找一个在矿区附近做生意的商号打一铺保条子，或乞在厂多年的老工人保荐，就可以登记入册，拨给领班下井挖矿。以班时记之，月底按工时发工资。
    上述制度中，租客制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管理方法相距甚远。在这种制度下，公司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矿工被置于租客的严格控制之下，对其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矿工劳动所得，大都落入租客手中，公司“利权外溢”现象十分严重。包工制（包括班组承包制）比租客制要先进，虽然这种制度也具有一定的封建性，矿工受到工头的直接剥削，但是由于公司对生产、销售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所以矿工在大体上是受公司指挥的。其中，班组承包制下的矿工，因有自由组合之权，且大都只有“班长”一个层次的工头，加上公司对班长有“杜流弊”的具体措施，与公司的联系更为密切。里外工结合制比包工制更先进些。因为里工是由公司直接雇用的，通过这一中介，包工头对外工的控制权受到了限制，而公司的管理能力却加强了。雇佣制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管理制度。实行这种制度的公司、矿场，矿工的人身是比较自由的，在受雇之前，他们基本上可以根据各矿场的条件来选择自己的工作。在受雇过程中，他们必须遵守公司的严格规定，但对资本家并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与公司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即他们按时为公司采矿，公司按矿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付给他们工资。由于矿场范围广，作业分散，流动性强，所以管理起来难度较大。按时计工制在管理上最为松懈，不过它减少了中间剥削环节，对生产也起了较好的促进作用。
    总之，抗战时期，公营企业对工矿的管理方法，可谓先进与落后，新潮与传统，东方特色与西方特色交织在一起。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由于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动之中，生产格局被迫改变。不同地区的矿场由于受不同的历史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在管理方法上形成了不同的习俗。当它们迁到西南西北后，有的与当地的管理方法融合在一起，有的则处于对立斗争状态，还有的既不融合，也不对立，而是按照自己的风格和特点继续独立发展。公营企业尽管具有高度的垄断权，但是，对历史上形成的习惯，不可能在短期内凭行政手段简单地予以消除。
    矿工管理方法的多样性，也与管理力量的配备密切相关。当时，各公营企业中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比重相差是很大的。据统计，1945年前，建川煤矿公司、威远煤矿公司、贵州煤矿公司、明良煤矿局、甘肃油矿局、四川油矿探勘处等十余家企业， 有的管理人员与工人数的比例为1∶10左右，而另一些则为1∶6左右，还有一些为1∶4左右。〔7 〕这种差别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企业领导者的经营意识及经营方针不同，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在企业中的势力不同。一般情况下，凡是政府势力大的企业，管理人员与工人数额的比例就大，反之则小。
    公营企业的各种矿工管理制度之所以同时并存，还取决于矿工的来源及其特点。有些企业主要招收某一地区的矿工，而另一些企业的矿工来源则比较繁杂，既有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也有当地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有矿场附近只在闲时才兼采矿的群众。他们的经历、生活要求和工作时间各异。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制、按时计工制就比较符合他们的需要。此外还有一些矿场原有一批固定的熟练的技术工人，抗战爆发后，客观形势需要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量进一步提高，矿工人数随之迅速增多。这时，既利于稳定，又便于管理的里外工制度便应运而生了，如此等等。
    生产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矿工的劳动强度和劳动技术，进而又决定了企业对工矿的管理方法。矿业生产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论是探测、开采，还是选洗、冶炼、销售等，都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当时，各公营企业由于条件不同，所采用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是有区别的，有的全部采用机器生产，有的只是部分采用，还有的只是在某个生产环节上使用。众所周知，凡是采用机器设备较多，技术较先进的矿场，其对工矿的管理就比较先进，反之则比较落后。由于各公营企业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所不同，所以也就很难使管理方法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