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资本主义经济（或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现乃至某种发展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会遇到一个明显的困难，即无法找出重大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志。列宁说过：历史时代划分的界限，正是要挑出那些“特别突出、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大的历史运动的路标。”⑧如果要把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作为分期的标准，是无法找出那种“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来作为“路标”的。因为，正如斯大林论述生产的特点时所指出：新的生产关系（指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总是在旧社会内部自发地发生的，并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自发的发展过程。⑨既然是自发过程，怎么能够找出哪一天、哪一件事作为这种自发过程的开端呢？显然不能。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最初出现在何时何地？无法确知。因为，它刚刚出现之时，在社会上的影响不大，不被人注意。研究历史时，很难弄清资本主义经济最初发生在何时何地，也没有这种必要。只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自发发展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成为社会上的重大因素，形成新旧生产方式、新旧阶级的对抗，最终导致自觉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使社会性质改变。前述那种分期观点，恰恰只着眼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量变阶段的自发过程，而不是着眼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质变阶段的自觉革命过程，具体到编写历史时，势必发生难以找出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分期路标的困难，甚至可能降低以至否定“革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把历史描绘成一种平滑的进化过程，以庸俗进化论，或庸俗的经济史观、文化史观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之，如果我们着眼于历史发展中质变阶段的自觉革命过程，那么，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就耀然在目，成为历史分期的火炬，也只有这样，才能鲜明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
    坚持以社会发展中的“质变”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具体到世界近代史，就只能以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全局影响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为开端。由于世界各个国家发展水平不一，资产阶级革命也有先有后。那么，从世界史全局来说，应当以哪一次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呢？显然应当以带有全局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开端。这是因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在全世界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系列资产阶级革命接踵而至。它所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曾被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家所推崇、所向往；它在革命中所形成的政治思想，曾哺育了一代启蒙思想家；它的革命经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型”。马克思说：英国革命是“欧洲范围的革命”，“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⑩这个论点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
    早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也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件。但尼德兰毕竟只是一个商业发达的国家，革命结果仅在北方七省联合建立了政权，它虽然也具有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原型”的作用，后来却衰落了。这说明，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和地方性，不能说具有全局性、世界性影响，把它称作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比较恰当，把它作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则理由不充足。至于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一百年后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较英国革命更为彻底，更为典型，但其“原型”仍然是英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是英国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继续发展，它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地位已超过了“开端”，而成为资产阶级的革命的高峰。历史的事实是，法国大革命后再也没有比它更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了。可见，把法国大革命看作世界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不恰当的。
    当然，说英国革命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这是就世界史的全局而言。具体到每一个国家，不可能也不应当以英国革命发生的1640年划线，强求一律；而应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找出各国社会发生“质变”的转折点。凡是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家，当然应该以该国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时作为该国近代史的起点。如美国近代史的开端是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近代史开端是法国大革命。凡是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国家，我认为应当以殖民势力在该国直接或间接取得支配地位作为该国近代史的开端。例如，印度以1757年的普拉西之战，中国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于德意志、意大利、俄罗斯、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也应该以这些国家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或采取决定性的资产阶级改革措施作为该国近代史的开端。在俄国，是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在日本，是1868年的明治维新，等等。
    总之，坚持以“社会发展中的‘质变’”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就能够对各国中世纪和近代史进行明确的区分。反之，如果按照前述那种分期观点，以资本主义经济（或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现乃至某种程度的发展作为分期的根据，那么，在对各国历史进行分期时就势必更加困难。试想：如果按照上述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发”出现来分期，中国近代史应始于何时？是自鸦片战争向前推二、三百年，即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之时？或明清之际中国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出现之时？抑或自鸦片战争再往后推几十年，即1872年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主义工厂开始兴办之时？显然，这是无法确定的。苏联的世界近代史著作或专史著作往往不顾各国实际情况，一律以1640年作为各国近代史的开端。齐赫文斯基编写的《中国近代史》，硬要把中国近代史开端与英国革命拉齐，定在清朝建立的1644年。这种作法，在理论上毫无根据，实际是追随欧洲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观点，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