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总结国际共运、尤其是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是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个问题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以后就被提了出来。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当时就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过积极的探索，提出过很多重要的思想观点。在中国共产党探索在中国建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程中，可以说这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异常活跃和闪光的阶段。
    其中周恩来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无论从对理解周恩来作为一代伟人的睿智，还是从加深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理解，都是极有教益的。
    最初的共识与思想解放
    当1953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有一个明确而具体的解释。应该说，经毛泽东审改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具权威性的回答。但从正面提出这个问题，直接而又简练地作出说明的，在中央领导人中间要数周恩来。1953年9月8日，他在一届政协第49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第一个问题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什么叫做社会主义？”他直接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就是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就是农业、手工业集体化了。”（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页。） 这也就是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说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尽管总路线包含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总路线也称为“一化三改造”的路线。但可以认为，在当时把建立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即：国家所有的全民所有和劳动农民的集体所有制），看成是建立社会主义更带有本质性的意义。
    当时认为，社会主义除了要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外，还要以国家直接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取代市场机制。1955年8月23日， 周恩来在接见南斯拉夫《政治报》记者米利奇回答提问时说过如下一段话：“从我们的经验来看，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要逐步把各种经济成分纳入国家的计划经济中，这样才能有均衡的发展，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起来。”（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99页。）
    综合以上周恩来的论述和党中央的有关文件，在50年代初，当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上层建筑--人民民主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即大体上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党的共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乎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苏联在30年代中期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以后，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战后不久，又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它的优越性。1953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内部长斯积压的矛盾和问题逐步被揭露了出来。首先是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矛盾，接着是30年代肃反造成的大批冤案开始悄悄平反。1956年2 月举行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揭露了在国家权力、农业及思想理论方面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更揭露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错误。
    这就打破了长期把斯大林神化了的教条主义禁锢。像斯大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犯有错误，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都是那么完满的。使人们意识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终结，共产党人在各自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还有待自己在实践中进行探索。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解放。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破除了斯大林迷信的积极一面作了很高的评价。1956年9月，中共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曾说：对斯大林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了。周恩来在接见澳大利亚、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一方面指出：“批判斯大林被资产阶级利用了，给有些兄弟党带来一些困难。这次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准备是不够的，在气愤的情形下宣布的。”同时，非常明确地说：“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家的思想也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621页。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