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人大代表要经常去接触人民。他认为，人大代表可从与政府不同的角度去接触广大人民，接触实际，看我们的工作是否做得恰当，做错了没有，有什么缺点和偏差。就是说可以去找岔子。我们不要怕，要有信心，不仅敢让党员，还敢让非党员、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代表看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偏差。只要不是恶意的，即使看错一点看偏一点也不要紧。
    第二，人大可以允许辩论。他说，今年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开了一个先例，就是把所有代表的发言，包括批评政府工作的发言，不管对的、部分对的甚至错的都发表出来。这就在人民中揭露了政府工作的缺点。我们不怕揭露，即使揭露错了也不要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有好处。政府应该让人民代表批评自己的错误，承认应该承认的错误。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级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够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
    第三，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公安、司法工作。他认为，应该承认，我们的工作基本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过我们也有缺点错误，必须经常检查我们的工作，发现了缺点错误就要改正。在检查工作中，即使有的人看法有偏差，有资产阶级观点，但是从那个观点也许会发现一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问题。
    第四，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相互监督。他指出，中央包括党中央和国务院，处在领导地位，可以比较全面地看到大局的发展，但也比较容易忽视某些实际问题、局部利益和群众的眼前利益，而在这方面地方是处在有利地位的。单靠一方面不能够很好地实行领导，必须双方合作，互相影响，才能很好地领导。因此，中央与地方尽管是上下级关系，必要时也要唱“对台戏”。这样做能够推动我们的工作，减少官僚主义。
    （三）反对闭关自守，扩大对外交往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要学习外国的经验。
    周恩来在阐述这个问题时，侧重地讲了反对闭关自守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思想。1956年5月， 他在与新西兰客人谈话时说：闭关自守是会阻碍进步的。在世界上中国产生比你们的国家早得多，但因长期闭关自守，所以进步很慢。因此，闭关是不好的。但是现在不是我们闭关，而是美国想关住我们，不让我们同各国来往。他在会见澳大利亚记者时又说：一个国家如果要建设工业，要摆脱落后，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但是也不可能关着门干，不同其他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在内如果愿意帮助我们，那是我们非常高兴的。“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不怕资本主义的宣传，不怕同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来往。”“我们的想法是：各国之间可以进行和平竞赛，从事和平建设。”（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579页。）
    当时，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拒绝同我国来往的形势下，周恩来明确提出了通过香港，“打开局面”的设想。他在1957年4 月与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谈时说：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我们要打开局面，就得对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讲清政策，使人家有利可图”（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38页。）。
    周恩来的视角及其历史地位
    周恩来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1956年到1957年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他提出的上述重要思想，显然是与整个领导集体分不开的。但他所处的国务院总理的地位，处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领导第一线，使他对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问题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这就决定着他对问题的考虑，既要从大的战略方向上着眼，又要从能具体落到实处出发。早年到欧洲勤工俭学的经历，建国后的诸多外事活动，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直接观察和了解，又使他能从更宽广的角度对问题进行思考。周恩来所阐发的思想观点，具有他个人的鲜明个性。
    第一，搞社会主义，要注重发展生产力。无论是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是农业合作的规模，他都强调了要从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出发。尤其可贵的是，他突出强调了要注意我国现实生产力水平低下，即农村基本上还处在人力和畜力耕作时代这个最基本的特点。因而，他主张农业合作社规模不宜过大，同时应允许个体生产存在。这种强调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现实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观点，对当时片面强调只有公有制生产关系才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主导观点来说，无疑带有一定程度拨乱反正的意义。
    第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搞一点私营，活一点有好处。陈云在党的八大发言中，曾明确提出过“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毛泽东、刘少奇也都说过，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周恩来在这里具体考虑到方方面面，即工、农、商、学都可以搞一点私营，文化也可以搞一点私营，有利于百家争鸣。这就不只包含了工农业的所有制结构，商业的流通体制，而且扩大到了文化体制。
    第三，国民经济建设要注意农、轻、重的关系，其中关键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能不能适当放慢。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重要的是东西的有无，不在于某一单项产量的多少。这种重视总体质量，反对盲目追求数量的思想观点，为使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得以落到实处提供了有力的科学依据。
    第四，搞社会主义，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对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要着重从扩大民主方面进行建设，在此以前，还没有人提出过这样鲜明的观点。问题还不仅在于他如此强调了扩大民主的重要性，还在于他提出具体的扩大民主监督，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改善和加强人民民主制度的一系列实际可行的办法。这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
    第五，社会主义建设，要反对闭关自守，在扩大对外经济交往方面，不只限于经济贸易，还可以进行经济合作，以至“吸引外资”。学习外国，除了应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以外，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也是可以学的。这些对外开放的思想，是极具远见的。
    从今天已经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来看，周恩来上述思想中的有些观点已近乎成为“常识”。而且在当时，既没有对我国才开始建立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正确判断；也没有认识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不具有各国所应遵循的共同规律；更没有认识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只有两种资源配置方式，并不具有不同社会制度的属性。表明党在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到极大的历史局限。但是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50年代中后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所取的新的认识，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