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2《建隆二年秋七月条》载：
    “上（宋太祖）…召赵普问曰：‘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炭，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之计，其道如何？’普曰：‘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之神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语未毕，上曰‘卿无复言，吾已喻矣。’”
    这是宋初有关国家长治久安的一次最重要的讨论。宋代的官私文献中，对这次讨论的情况大都有详细记载，对这次讨论的意义更有极高的评价。如司马光云：“向非赵韩王（赵普）谋虑深远，太祖英明果断，天下何由而治乎？”（《涑水纪闻》卷1）今人对此亦有较高的评估，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称之为宋初收夺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三大纲领”。
    其实，“三大纲领”的提出，并不需要特别的政治识见。赵普所谓“无他奇巧”云云，并非自谦。问题的关键是，“三大纲领”是如何具体运作的--怎样稍夺其权？怎样制其钱谷？怎样收其精兵？这才是一个更值得深究的课题。南宋吕中曰：
    “禁卫之兵骄，方镇之权重，五代以来，以智力取之而不足，太祖…收之而有余。徒见其收之易，而不知其收之者固有本也……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权者，正孟子所谓不得罪于巨室，裴度所谓处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无故而行削夺之权，岂不动七国之变哉？”（《宋大事讲义》卷2《处藩镇·收兵权》）
    应当说，宋初削夺藩镇之权之所以进展顺利，颇见成效，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乱久必合”的历史大势推演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又与太祖、赵普等人“处置得宜”有着直接的关系。“三大纲领”的实施，不可能不触动各方面的利益，如何在不激化矛盾，即“不动七国之乱”的情形下，取得较大成效，这之间的确需要注意方式、方法，讲求政治运作的艺术。
    本文即从上述角度出发，着重探讨宋初是怎样“收其精兵”的。
    一、切中实际的操作方案和两步到位的实施技巧
    “收其精兵”，就是收编藩镇所辖的地方军队。
    自定下“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三大纲领后，如何“收其精兵”，就成为宋太祖和赵普等人“最为留意”的问题。至乾德三年八月，朝廷终于发布了收编地方军队的第一道命令：
    “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后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给散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即送都下。”（《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条》）这道方案的主旨就是要将各道节度使，各个州郡所属军队中的身强力壮之兵选调到中央禁军，从而达到加强中央武力和削弱地方武力的双重目的。
    命令下达不到一个月，由各地选调到中央的骁勇之兵即达数万名，经进一步严格挑选，得马步军兵士万余名。
    收编地方精兵的工作之所以如此顺利，是有其客观原因的。第一，中唐以来强藩大镇之间相互兼并，相互吞噬，造成数败俱伤的局面，从总体上削弱了各地藩镇的势力。“无其势者无其心”，藩镇总体势力的下降，使其政治野心受到抑制，不再以拥兵争胜为能事。这就为宋初收编藩镇辖属的军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二，长期以来，各个藩镇本身变乱迭起，其属下的骄兵悍将为谋求财货赏赐，常常杀逐藩帅，“变易主帅，如同儿戏”。藩镇原来倚任为爪牙的将校兵卒，竟逐步成为令人恐怖的异己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有相当一部分藩镇，从消灾免祸的角度出发，也不希望辖属过多的军队；第三，五代时期，随着各个强藩大镇入主中央，改朝换代，大批的地方部队转化为中央禁军，“累朝相积”的结果，使中央禁军的实力在总体上超过了地方藩镇的兵力，这就为宋初进一步收夺地方精兵，迫使其就范，提供了保障。
    在上述军政格局中开始的“收其精兵”，自然也就比较顺利了。
    不过，也不能因此即把宋初的“收其精兵”，看成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事实上，整个军政格局的变动是一回事，而如何顺应这种变动一展身手，又是另一回事，“成事”固然“在天”，而“谋事”却又从来是“在人”。宋初的统治者就是在这后一点上表现出才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