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就是“吐故纳新”。即针对原来禁军“老少相杂，强懦不分”的实际，首先汰除老弱，进而以各地选调至京的“骁勇”补其阙额。如此简单的方法，人们以前为什么就是没想到呢？原来，募兵制下的士兵，大都是因丧失田园家产而不得不把应募入伍作为求生之路的人。他们已自觉不自觉地把生活的希望与军籍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其戎马半生，老弱残疾，即“至于衰老无所归”时，更是要力保军籍以求活路，这是募兵制下特有的“军旅之情”②。如果忽略这种“军旅之情”，必然会引起军心不稳，甚至造成“人言汹汹”的哗变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军队的裁减淘汰工作事实上是无法进的。以英武果敢著称的周世宗，曾多次慨叹道：“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则降，其所以失国多由此。”因而决心精兵简员，“斥去”羸老。（《文献通考》卷152《兵四》）结果怎样呢？他只是在禁军中选拔骁勇，组建了一支新的部队，即殿前司诸班，而原来那些老弱残疾者仍留在禁军中，以至于宋太祖上台后仍然是“卫士几十万，可用者极少。”
    看来是要转换一下决策思路了，既然将老弱残疾者汰除出军队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那么，是否可以设想在保留其军籍的前提下进行汰除呢？老弱残疾者披甲上阵固然不行，但是否可以将其单独编为一军，用于其他方面的劳作，如修河、铺路、土木营作等呢？这样既可保证老弱士兵有一条基本的生存之路，又可以节省国家在劳作方面的财费支出。
    宋太祖可能很早就萌生了上述思路。建隆元年，即其刚刚即位不久，就曾试验着将这一思路付诸行动：
    “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拣其骁勇者升为上军，老弱怯懦者置剩圆（员）以处之。”（《文献通考》卷152《兵四》）
    这一措施并没有在禁军中引起大的波动，故从建隆二年起，遂开始在禁军中正式设置“剩员”（《长编》卷2《建隆二年五月甲戌》）。剩员仍保留军籍，但已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军人。第一，他们“不任征战”即不再参加军事训练和战斗，有军人之名而无军人之实；第二，因为他们不再冲锋陷阵，故其“兵”饷的领取只是一般士兵人三分之一，甚至更低；第三，“剩员”的任务是“给官府宫观、园苑、寺庙、仓廪之役”（《文献通老》卷152《兵四》），相当于国家雇佣的劳工。有了这批人，国家原来用于各种劳役中的劳工则大大减少，这一方面的财费支出亦相应减少。这样，在宋代兵制中就出现了“国有武备之兵，又有力役之兵”的特殊现象。这支“力役之兵”的出现，既为老弱残疾士兵提供了一条可以勉强为生的活路，顾及到了募兵制下的“军旅之情”，同时又从几个方面节省了经费，故南宋著名军事史家陈傅良曰：“剩员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费也。”（《文献通考》卷152《兵考四》）
    “剩员”的设置，为宋初大规模地汰淘禁军创造了条件。故宋初正规禁军的数量由原来的“数十万”很快下降至“十二万”③，实现了“汰兵使极少，治军使极严”（《水心别集》卷11《兵总论二》）的目的。同时，中央的养兵费用和劳役支费均大大下降④，中央财政已由周世宗时期的“京师仓廪稍实”转为“馈兵军常足”、“沛然有余”（《蔡忠惠公文集》卷18，《乐全集》卷24）
    这样，影响收编地方精兵的一个最大障碍--中央财力不足的问题，就基本解决了。当然，建隆、乾德年间，随着“制其钱谷”，即对地方财政的控制，中央财政从收入方面看也大为改观，这也同样有助于对地方精兵的收编（“三大纲领”中，“稍夺其权，制其钱谷”之后，才是“收其精兵”，这不仅是一个表述的先后，实际上也意味着执行时的孰先孰后。虽然“收其精兵”，对赵宋统治的安危来说最为急迫，但是，若无充足的财力，“收其精兵”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这也是为什么“稍夺其权”、“制其钱谷”的工作均在建隆、乾德年间全面推开，而第一道收编地方精兵的命令却要缓至乾德三年九月公布）。不过，从宋初，尤其是太祖在位十六年的情况看，中央财力之所以能够达到“馈兵军常足”的程度，主要还不是因为中央财政收入大增，而是因为“置剩员…省冗费”之类的精简政策所致⑤。
    “剩员”的设置，可以说是进退维谷中产生的一个变通之法。因为不对“累朝相积”的“数十万”禁军进行一番大汰淘，中央就根本没有余力大量选调地方精兵入京。可由于募兵制所决定的“军旅之情”，又使汰淘老弱的措施行不通。正是在这一个历代政治家，包括周世宗这样的杰出政治家均感两难，无从下手的问题上，宋太祖却找出了一条带有某种妥协性质的出路。关于在中央禁军中设置“剩员”与收编地方精兵的关系，以马端临《文献通考》交待得较清晰：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部兵，练（拣）其骁勇者为上军；老弱者为刺（剩）员。又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卷157《兵考七》）
    也就是说，宋太祖是先于建隆初（建隆元年）在中央禁军中设置“剩员”，使禁军出现大量“阙额”，然后（“又诏”）才是四年之后即乾德年间选调地方精兵入京，“以补禁旅之阙”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个两步到位的方案。
    选调地方精兵入京，要克服三个方面的障碍。一是地方藩镇对选调的阻挠和不合作：隐瞒强壮骁勇士兵的数量，是其主要手段；二是中央政府要克服自身“养兵之费”紧张的局面，否则不可能容纳过多的地方精兵；三是克服地方士兵恋乡惮行的情绪（如《宋史》卷304《范正辞传》：“料州兵送京师，兵怀土惮行，有以刃伤其足者。”）。如果说上节所述的两步到位的方案，巧妙地化解了各地藩镇对“收其精兵”的阻挠的话；那么，本节所述的这一个两步到位的方案，则又有效地解决了后两个障碍：剩员的设置，从几个方面节省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于是周世宗时期“京师仓廪稍实，得以聚精兵为强干之术”的状况，进一步好转为：
    “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兵于京师。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于官，帑庾充牣，得以赡给。”（《文献通考》卷152《兵考四》）
    正是由于“帑庾充牣”，中央政府才有能力“尽收兵于京师。”同样，也是由于“帑庾充牣”，中央政府才有能力用“厚其赏赐”的方法，化解各地士兵的“恋乡惮行”的情绪，顺利地将他们选调入京。范仲淹的《答仁宗手诏条陈十事》就约略点出这后一方面的关联：
    “自唐之末，兵伍皆市井之徒，无礼义之教，无忠信之心，骄蹇凶逆，至于丧亡。我祖宗以来，罢诸侯权，聚兵京师，衣粮赏赐充足。”（《宋文鉴》卷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