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如何解决地方藩镇拥有重兵的问题，本来也是中唐以来历代中央王朝最为关心的问题。“五代为国，兴亡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这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但中晚唐时期，由于中央政府的军力有限，没有迫使藩镇就范的实力，所以要解决藩镇拥有重兵的问题，条件尚不成熟。自五代朱温代唐建梁以来，中央开始拥有强大的禁军，军事上由原来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转向“内重外轻”，解决地方藩镇拥兵跋扈的条件已经具备。顺应着这种变化，一些旨在解决藩镇武力的措施也开始推行。这些措施主要有二点。一是派遣禁军进驻地方；二是调动部分藩镇的兵力出戍外镇。这些措施虽然收到了部分效果，但总的说来，还是在如何“控制”地方兵力上作文章，而不是从根本上虑之以谋的。所以五代时期，一方面中央禁军的力量的确不断加强，并远远超过了藩镇；但另一方面，强藩大镇因“兵强马壮”而恣意跋扈甚至反叛中央政府的情形却又时有发生。这种情形直到周世宗时也没有多大变化，以至于周世宗感叹说：“骁勇之士，尽为藩镇所蓄。”为此，他采取了一个相应的措施，“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这一由民间招募壮士的措施，固然可以加强中央禁军的力量，但却无法改变骁勇之士已为藩镇所蓄的局面（起码暂时无法改变）。事实上，周世宗的注意力一直是单纯地放在整顿和加强中央禁军上，而对于“收夺”藩镇精兵的问题未曾拿出得力的措施。宋太祖即位之初，昭义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就是以其所掌握的强大的地方军队而起兵反抗的。
    与周世宗和五代其他统治者的方案不同，宋太祖采取了选调藩镇军中“骁勇之士”的方案。这一方案，可以达到加强中央禁军和根除藩镇拥兵构乱的双重目的。可以说，这是唐宋之际最具实际意义的一个方案①。
    为落实上述方案，宋太祖还采取了两步到位的实施技巧。
    建隆二年（961年）二月，也就是颁布上述收编方案的前二年，宋太祖先颁布了一道颇令朝臣们费解的诏令：
    “令殿前、侍卫司及诸州长吏阅所部兵，骁勇者升籍，老弱怯懦者去之。”（《长编》卷2《建隆二年五月甲戌条》）
    这道诏令只是要求中央禁军（殿前、侍卫二司）和各地藩镇辖属的军队淘汰老弱残疾，并在淘汰之时重新调整士兵的等级，将“骁勇者升籍”。为什么要发布这样一道诏令呢？朝臣们对此都有些莫名其妙。尤其是对地方部队中的“升籍”一事，更是不理解。因为事情很清楚，对地方强藩和州郡长官来说，其所升籍的士兵越多，就越有理由占留和“奏讨”大量财赋为兵费。因为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军队“士兵、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通鉴》卷218，至德元年七月）。两税法颁行以后，确立了留使、留州、上供这一财赋三分制，留使、留州者主要是为了赡养地方军队。留使、留州的多少，原则上各有“定额”，但“当道或增戎旅，又许量事取资。”（《陆宣公奏议》卷12《论两税之弊需有厘革》）这就意味着各地拥有的军队越多，或上等兵越多，其可以留用的财赋就越多。所以，建隆二年二月诏令“诸州长吏阅所部兵，骁勇者升籍”，必然会使地方截留和奏讨到更多的兵饷。这岂不是养虎遗患？
    其实，这正是宋太祖的一种欲擒故纵的手段。目的是促使地方将所部各军中的骁勇力壮者悉数上报。可以看出，宋太祖是将选调、收编地方精兵的工作分两步进行的。如果没有第一步的“诸州长吏阅所部兵，骁勇者升籍”，那么二年之后的“令天下长吏择本道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的工作又如何能顺利完成呢？以往论者有关“收其精兵”的研究，一般只是述及宋太祖令各地藩镇将精壮兵士选送中央，老弱残疾则留归地方，从而使“藩镇的兵权逐步被削夺净尽。”但稍作推敲就会发现，这其中正存在着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中央是如何了解各地藩镇的兵力情况的？是如何掌握地方精兵的数量的？各地藩镇为何会将手中精兵悉数上报？现在看来，其奥妙正在于上述的两步到位。时人程颢在论及宋太祖收夺节度使之权时，曾盛赞“太祖极有术”，“皆英雄御臣之术”。（《二程集》第301页）王安石在论及宋太祖驭将整兵时，亦称赞“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变置设施，必当其务”（《临川先生文集》卷41），洵非虚语。
    二、进退维谷中的变通之法
    收编地方精兵入京，对北宋中央政府来说，也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其中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中央政府的财力问题。《文献通考》卷152《兵考四》曰：
    “周显德后，克淮甸有东南之漕，京师仓廪稍实，得以聚精兵为强干之术。”
    周世宗并没有大规模地将地方精兵选编到禁军中。但“京师仓廪”的充实与否却不能不是聚精兵于京师的一个先决条件。宋初，一方面有后周的“仓廪稍实”作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对地方财权的收夺（“制其钱谷”），中央的财力较前已大有增强。这为收编地方精兵提供了财政上的保证。如乾德三年太祖一次选编了一万余名地方士兵入京，入京后即向士兵发放了一大笔缗钱，“厚其赏赐”（《涑水纪闻》卷1），使其安家，娶妻（《宋史》卷187《兵一》）。但当时聚集在京城的禁兵已有“三、四十万”之众，若再大规模收编地方精兵入京，整个部队的军资粮饷供应的确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大问题。
    看来，历史并不特别垂青于宋太祖。与五代诸帝相比，他的确有幸运的一面，这就是手中拥有“累朝相积”的“数十万”禁兵，这是他威慑地方，并敢于断然提出收夺地方精兵的资本之所在。但另一方面，这“累朝相积”的数十万禁军不仅“老少相杂，强懦不分”，而且，本身也成为收夺地方精兵的一大障碍。人满为患，以当时朝廷财力而言，供养这数十万禁军已是极为紧张了，又哪有余力再来收编地方精兵呢？
    显然，不解决这一问题，对地方精兵的收夺至多只能收一时一事之功，而难有持久之效。五代诸君，包括周世宗这样有作为的君主所以没有从“收其精兵”的角度考虑问题，大概这也是一个原因。
    宋太祖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他的方法很简单，但其思路却颇为独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