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朱元璋采取多种措施，如利用元末无主之地，广置官田，招募佃种；兴修堤堰塘陂，增加抗灾保收系数；整顿吏治，官吏大都能尽虑竭诚，关心民疾；反复强调互知丁、业（丁数和生业），邻里监视。实行路引，要道盘诘。士农工商，各务其业，不许游手，不能混籍，严格控制随意流移和不务本业等，通过综合治理，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保证了社会相对稳定的发展。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成化、弘治年间。正如万历三十七年《歙志》作者在《风土论》中所云，当徽州历史发展至弘治、正德初这一阶段时，封建自然经济纯善尽美，灿烂辉煌，美妙图案跃于纸上：“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科不扰，盗贼不生，婚媾依时，闾阎安堵。妇人纺织，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而此时人情淳美可道：“讦争未起，芬华未染，靡汰未臻”（11）。
    从元末明初到弘治年间百三十余年的历史中，人们以农为主，人口问题尚未突出，基层吏治比较清明，徽州社会相对稳定。不过，社会动荡的苗头由潜伏逐渐显露出来，为徽州地区中后期社会历史的新变化进行着量的积累。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渐渐脱离故土，挟带薄资，到邻近区域特别是江南地区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活动，以补充固有经济的不足。这种迹象正统以前较少，此界限愈后，经商人数不断递增。姑举数例以见一斑：休宁人汪从贤，生于成化三年。在他尚“在娠”时，父亲汪呈邦携其大哥、二哥到湖广经商。可见，汪呈邦的经商活动在成化初年已经开始（12）。歙县人王景先，生于景泰五年，既长，“随父商”。那么，其经商时间也当在成化年间（13）。弘治年间，江阴人汤沐任嘉兴府崇德县知县，当时“徽人至邑货殖，倍取民息”。汤沐捕之，皆散逃而去（14）。此为徽人弘治年间在浙西地区活动之明证。
    二徽州地区中后期的社会变迁（王德至崇祯）
    徽州地区社会由前期向中后期转变的突出之点即是商业行为的普遍化，经商成为人们生活的基础和内容。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因素是多重的。各种因素错综交织，相互作用。解析开来，大致有四：
    （一）徽州地区农业生产条件恶劣，随着人口百余年间的衍殖，使原先将就能够维持生存的土地压力更大，打破了固有的土地、人口间的平衡。这点分析实际上抛开了具体家庭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当时采取的生产经营方式的情况，从总体上对人口与土地进行比较。在从正德到崇祯长达百三十余年的长时段里，人口仍在不断增长，而且愈到后来，人口相对过剩的问题愈形突出。只有把这种现象作动态的观察，才会有更深切和正确的体认。徽州自然地貌复杂，山陡岭险，溪急涧深，“地隘斗绝”（15），“其地在山谷之间，民鲜田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16），土壤瘠薄，“其土骍刚而不化”（17）。坡度大而流速快，不便蓄积利用。所以，这里“高水湍悍，少储畜，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人们为了扩大粮食生产所赖之土壤，便设法于山崖上垦凿梯田，“大山之所落，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利剡不得田其间，刀耕火种。其勤用地利矣”。特别是休宁以西地方，“尤称斗入”。在这种艰苦的生产条件下，其生产力低下可知，其生产量微少可见。披星戴月，终岁劳碌，常年“岁收仅不给半饷”，还不足半年食用。所以人们“多仰山谷，甚至采薇葛而食”，以野生植物作为补充和替代”（18）。在明前期，这种做法尚可勉强维持。徽州地区自纳入朱元璋控制范围以后，可以说基本上未发生大的动荡和战争，“世不中兵革，故其齿日益繁”（19）。《万历休宁县志》序也云，“自红巾以来，兵燹罕闻”。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日益向人们的生存空间提出挑战，出现了生态失衡现象。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只得朝外流移，寻求吸收、消化相对过剩劳动力的生路，经商便成为重要门径。
    （二）徽州对自南宋以来经商传统的利用。南宋高宗绍兴末年，范成大曾任徽州司户参军，亲自目击过徽州木商经营的情况。他说，“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树木砍伐后，结成木排，利用歙浦和新安江水运东下。木材刚出山时价钱甚低，及抵郡城和严州城，抽解商税数百倍于价值（20）。可见，南宋初年，徽州当时已把植杉和贩材有机结合了起来，开发山地并创造了效益。宋孝宗淳熙二年歙县呈坎人罗愿所撰《新安志·风俗》也载，休宁县“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即新安江）。往者多［因此］取富。女子始生，则为植杉，比嫁，斩卖以供百用”。至元末，经商者仍不乏其人，休宁人程维宗即是其例。尤其在明初，朱元璋为了增强小农经济的弹性，并不简单拒绝商业和商人的存在，只是把这种商业活动限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而不使其滋大、扩张。这样，明前期徽州商人仍能够假借一线之脉而继续维系下来。这些先驱者的活动和探索，为后继徽州商人提供了经验和借鉴，甚至原始商业资本，使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以更大规模从事商业运营。
    （三）赋役制改革、赋税追加和土地集中的影响。明初稽古定制，废除了元朝的杂乱税目，征收二税，固定税额。但“永乐迁都时，始有军需之派，遂多为常额。其后稍稍额外增加”（21）。从发展角度观之，赋税呈递增的趋势。前面已云，徽州自然生产条件甚差，产量甚薄，若加重税收，势必超出其负担的能力界阈之外。这种情形到嘉靖时更为突出、严重。原因是，嘉靖年间，个别徽商因盐、典经营卓有成效，跻身于富商之列，惹人耳目，徒给徽州赚取个富有的虚名。事实上，徽人绝大多数仍较为拮据，并不富足。而那些闭目塞听、信以为真的户部官员便借此向徽州增加税收，大肆搜求。“嘉靖以来，又益以不时之派，一岁之中，征求亟至”（22）。“迩年（嘉靖末年）额外之征，坌至稍集，供亿不常，诛求隳制”（23）。真正的上户富民拥有厚资，作弊影射，窜乱户等，假称中、下之户而逃漏税役。而下户因“无赖流移”。结果“受害者偏在中家”，“小有田业”而“无余赀”的中产之家“一更重役无不折而入于贫”。“田业乃在农民，赋烦役重。商人有税粮者尚能支之，农民蚤苦矣”（24）。他们或被迫卖妻鬻子，沦为佃仆；或破釜沉舟，变卖家业，外出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