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出的是，真正致富并成为巨商的徽商毕竟是少数，所占比重不大。如《万历歙志》所论：“姑论吾邑，千金之子比比皆是，上之而巨万矣，又上之而十万、百万矣。然而千金则千不能一也，巨万则万不能一也，十万、百万可知。乃若朝不谋夕者则十而九矣。”（52）拥资千金、万金者不及经商总数之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绝大多数则“朝不谋夕”（53）。许多人在经商过程中，或出意外，如水火之劫和盗劫之类，或顿挫亏折，连本不保。如万历时汪道昆所云：“吾乡业贾者什家而七，赢者什家而三。”（54）易言之，十分之七的经商者并未跻身富商的行列，可能因过渡浪费所致，但也不能排除有亏折损失的因素在内。明末休宁人金声也说：“向之出而求食于四方、遭劫夺不能复出而不得不坐于家者，盖十家七矣。”（55）商人如此之多，只有十分之三才能赢余，而其中之巨贾所占比重当更加微弱。
    三徽州地区社会变迁的历史认识
    徽商集团经过正德、嘉靖时期的发展，逐渐铸就了自身的形象。徽商借助其他地区，尤其是毗邻的江南地区作为历史舞台演出了壮观的历史活剧。通过商业活动的区域空间位移，促进了地区间经济的交流与分工，把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推进和刺激了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徽商的遍布和资本的回归，也对本地区经济进步有所引发。如当地的林木经营就有所发展。“大抵新安之木，松、杉为多，必栽植始成材，而婺源、祁门之民尤勤于栽植。凡栽杉以三十年为期乃可伐”（56）。嘉靖四十四年，临川人祁门知县桂天祥说：“本县山多田少，民间差役、日用咸于山林赖焉。是一山木之兴，固百年之攸属也。”（57）充分道出了林木种植的商品性和对当地民生的重要性。利用林木资源的制墨业和刻书业在当地也得到了长进。徽州制墨起源于唐末；易水人李超为避唐末战乱，流落该地，利用松木造墨。此后，其子李廷珪传其艺，更臻精进。明代嘉靖、万历时，徽州制墨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将制墨技艺推进了新的阶段。据载，“新安人例工墨”。嘉、万时的制墨名手有罗小华（龙文）、方正、邵格之（即邵青丘之子）、方于鲁、程君房等人。其中，方、程两人角胜。方刻《墨谱》，“刻画妍精，细入毫发”，程作《墨苑》以正之（58）。
    总的来讲，由于徽州复杂地貌的限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未能为商业资本的流向提供更多有益的出路。换言之，商业资本对当地旧因素的瓦解显得有限和乏力。这样，所呈现的是新旧因素胶结的特征：要么把商资用于修造亭台楼阁；要么用以葺修祠堂、编修祖谱、置购义田、赈济宗人；要么派到奢华的生活方面；要么出于纤啬将白银窖藏起来，退出了流通领域；要么扶植子弟、宗人读书入仕，加入官僚队伍，为自家提供政治上的保障；要么捐赀政府，获取义官的荣誉；要么广收贫家子女，采用落后的生产方式奴役使唤。商业资本和旧势力、旧因素固结一体，为旧“肌体”输入了新血液，不仅未起到破坏的效用，反而产生了帮衬的功能。这是就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逻辑而论。若撇开其具体的阶级内容，修桥铺路、扶植穷困、周助国急等社会保障、经邦济世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总之，徽商资本的回归并未产生像江南地区纺织部门那样的社会效应，而时时带有保守的特征。看来，徽州地区深刻的历史变迁的任务是艰巨的，其路径也是漫长的。
    注释：
    ①《弘治徽州府志》卷3，食货二·财赋。
    ②《休宁率东程氏家谱》，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82页。以下凡出此书者，皆简称《选编》。
    ③《新安名族志》，《选编》第94页。
    ④《休宁率东程氏家谱》，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82页。
    ⑤《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
    ⑥《休宁率东程氏家谱》，《选编》第81页。
    ⑦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谈》第4册。
    ⑧《弘治徽州府志》卷11，赞颂，朱升：行枢密院判官邓公勋德颂。
    ⑨⑩《弘治徽州府志》，卷9，人物三，义勇。
    （1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凤宁徽。
    （12）《休宁汪氏家谱》卷3，《选编》第59页。
    （13）《歙县泽富王氏家谱》卷4，《选编》第232页。
    （14）（清）焦袁熹：《此木轩杂著》卷8，《选编》第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