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如果说80年代以来学界提出的“重新评价”或“重新估价”胡适，是对50年代批判胡适的一种否定〔9〕， 是为了恢复我们的“民族回忆”，〔10〕还胡适一个本来面目，那么，笔者提出“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是对“重新评价”或“重新估价”的一点补充。80年代提出的“重新评价”或“重新估价”胡适，有当时历史的局限性，即局限于重评胡适的早年或文学学术活动。这种限于某一时点的“重新评价”或“重新估价”，带有时代与资料的双重局限的特征。现在，这种时代与资料的双重局限正在被克服，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不仅必要，而且已经成为可能。
    那么，如何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呢？笔者试提出以下几点，以就教于研究胡适的专家学者。
    （1）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 应该像关注胡适早年一样关注胡适的晚年。胡适自1948年离开北平，1949年流亡美国，1958年移居台湾，直至1962年溘然辞世，前后14年，这14年是胡适一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晚年生活内容而言，我们至今尚未完全弄清楚，如：胡适与蒋氏父子及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胡适流亡美国时期的活动与处境，中共对胡适的批判及对他展开的统战工作，胡适与《自由中国》事件，胡适对台湾科学发展规划的设想及其对台湾科学发展的影响，胡适晚年不同时期的心态变化，等等。就对胡适的评价而言，胡适晚年的思想、学术等出现了新的内涵。作为思想家的胡适，无论是1948年9月4日在北平电台发表《自由主义》的演讲，〔11〕还是1959年3月16 日在台湾《自由中国》杂志上发表《容忍与自由》，这些都表明晚年他自由主义思想的新阶段性特征--将“容忍”这一范畴引入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作为学者，他曾主张自己的研究成果要让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12〕，而这种精神在晚年的胡适身上似乎有一些变化。以史学为例，胡适历来主张“有一分证据，讲一分话”。他晚年身为台湾中国历史学会主席，面对一些史实，却是有证据“不敢用、不能用或者不便用”，采取“远不如不去谈它”的回避态度，缺乏“史学的基本精神”，〔13〕违背了他早年的“明变、求因、评判”的历史研究准则。他晚年撰写的《丁文江的传记》，也似乎对他的好友有所曲笔。〔14〕因此，如果不重视对胡适晚年的研究，我们就不能给胡适以全面的评价和历史定位，只有完整地对胡适的一生作全面的解剖研究，才能真正再现一个本来面目的胡适。
    （2）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应该有一个科学理性的态度。 唐德刚先生曾借用胡适本人喜欢征引的“洞山和尚”的故事，提醒今天的研究胡适者，对待胡适应该“半肯半不肯”。〔15〕应该在热中有冷，理性客观，有所肯，有所不肯。50年代批判胡适，一些学者在那场“胡适热”中说了一些不理性的话，走了极端；80年代以来的“胡适热”中，又似乎有矫枉过正的意味。其实，在胡适身上是不乏矛盾和令人费解之处的。以他晚年为例，他鼓吹民主，反对蒋介石独裁，却于1954赴台湾为蒋介石主持选举“总统”大会，蒋氏当选后，胡适对采访他的记者表示百分之一百的赞成，表现出某种“人格分裂”〔16〕；胡适鼓吹反对党，而当1960年雷震因组织新党被捕下狱时，他没有出来为雷震说一句辩护的话，似乎也缺少了应有的道德勇气。胡适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人物，他留给后人的是丰富的“文化堆积层”，这其中，有不尽的神奇，也不免有腐朽。完整的胡适就应该是包括了腐朽在内的神奇的胡适。
    （3）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 应该不仅认识人文生态环境下的胡适，而且要认识社会心态环境下的胡适。一个人的形成和发展，必然会受到多种的环境和多样的关系的影响，因此研究胡适就不能不考虑他所处的环境和关系。仍以胡适晚年而论，他与台湾的社会、政治、文化等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他的师生、同事、朋友、论敌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研究晚年的胡适，从某种意义而言，可视为研究当代台湾的一部分，应当把胡适晚年置入特定的台湾社会的种种环境和关系中加以考察。但这只是“外在”的胡适，完整的胡适还应该包括“内在”的胡适--他的内心秩序及其变化。这就要求充分运用现代社会科学、行为科学的新成果，善于借助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心态层次，对胡适作出全新而又深层次的诠释。例如，胡适流亡美国之初，像一片落叶随风飘零，孤立无助，处处碰壁，一筹莫展。除赵元任夫妇外，很少有知心的朋友。虽满腹经纶，却备受冷落，无人重视。他心绪恶劣，精神苦闷，甚至担心生命有一天会忽然结束，对生活充满悲观和失望。他厌倦流亡生活，却又不得不在颠沛的生活中容忍迁就。其境遇和心态的生成，就他个人而言，是角色的错位。流亡美国的胡适的正式身份（角色）是一位学者，却扮演了一位非正式的角色--充当国民党政府的“民间使节”，游说美国政要与美国政府，这就必然陷入尴尬和窘困。就社会文化层面而言，胡适流亡美国，不仅发生了地理上的变迁，也发生了社会文化上的变迁，他身上的孤寂、苦闷等种种心态，是某种跨文化的“边际人”特点的映现，即“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既急需选择，又别无选择；既要为适应新环境进行冒险，又要为承受旧传统付出忍耐”。〔17〕就历史的层面而言，50年代初，美国社会思潮中有一股种族歧视、排挤华人知识分子的暗流，身处其境的胡适思想、情感上的压抑也就可想而知。透过这几个方面，我们就可窥见到一个内心不满传统，不满现实，而又无力实现理想，充满“无力感”、“疏离感”〔18〕的胡适。因此，要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就应当从“人文生态”层次的研究向“社会心态”〔19〕层次的研究扩展，以揭示他复杂矛盾的心理或心态。这方面，国外已有学者作了一些大胆而富有启迪的尝试。〔20〕
    历史总是在沉淀之后映现它本来的面目。世纪之交的学人有理由相信，只要不断扩张新的材料，拓展新的视域和借鉴新的方法，对研究胡适本着理性、科学的态度，“重新认识一个完整的胡适”的时代即将到来，毕竟，21世纪是一个全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