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中华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大规模地引进、消化外来文化，曾经有过两次：第一次，从公元1世纪至8世纪，正当汉唐盛世，中国迎来了以佛教为中心的印度文化；第二次，从16世纪到18世纪初，即明万历至清康熙的100多年间，西方科技传入中国的时期。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在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章仅就其起因、影响和后果等问题略述管见。
    1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的重要传媒
    1.1传教士来华的历史背景
    16世纪到18世纪罗马教皇派遣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何以在这个时期欧洲传教士大量东来呢？其原因在于16世纪是欧洲基督教大分裂的时期。耶稣会是当时宗教改革运动中在天主教内部出现的一个反宗教改革的重要教派，它的宗旨是重振罗马教会。为了弥补在与新教派较量中失去的地盘，他们决定传教活动向海外发展。当时正值葡萄牙、西班牙等殖民主义者向美洲、亚洲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的时候，于是那些耶稣会士便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势力来到了东方。
    明清之际那些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势力，在中国这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上站稳脚根，面对尚称强大的中国封建皇权，他们的行动是小心翼翼的，其活动大体上局限在传教范围之内，而其传教活动又主要借助于用传播西方科技知识来拢络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人心。经过严格考察，清代康熙皇帝曾对传教士的活动作过如下评价，他说：“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200余年，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①可见传教士行动之谨慎。
    耶稣教会在欧洲的势力范围主要是南欧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东欧的波兰、北欧的比利时等，因此明末清初相继来华的44名传教士，主要来自上述国家。明末以来自意大利的为多，以利玛窦为代表；清初以来自法国的为多。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目的是传教，输入西方科技是敲门砖。
    1.2西方传教士来华所遵循的特殊传教路线
    意大利人利玛窦是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也是明末清初影响最大的传教士之一。利玛窦原名玛太奥·利奇（Matteo Ricci），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30岁的利玛窦受耶稣会派遣来中国传教。最初在澳门、南京等地传教16年，于万历二十六年进京，想争取明朝皇帝的支持，没有成功。3年以后，他再次来京，通过向万历皇帝进献世界地图、自鸣钟、西洋琴等近代科技产品，得到了皇帝的赞许，终于被允许住在北京建立教堂传教。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利玛窦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学，他能说流利的汉语，能用中文撰写文章。为了拉近与中国人的距离，最初他作和尚打扮，但效果不佳。于是他又改作头戴方巾，身着儒服，见客时施秀才礼，结果人们把他看成了儒者，受到了尊重。
    当时，在中国上层知识分子当中，有一批有识之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出于爱国热忱，极想通过传教士这一传媒，从西方科学技术那里找出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传教士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利用这些士大夫企望改变现状，以致国家富强的心理，以输入西方科技知识为敲门砖拢络他们，打入宫廷，影响最高统治者皇帝，以达到传教并扩大其势力的目的。利玛窦从多年在中国传教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了一条相当明智的传教路线，其内容是：“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平；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士人情。”②金尼阁曾经评论利玛窦：“就象他的装束一样，他的谈话和作风也变得时髦了，以至于除了他的社会和文化活动而外，很少有机会触及宗教问题。”③崇祯年间，有一批传教士被徐光启延揽进历局，紧张的修历工作，也使他们很少有时间传教。还有个别传教士，如波兰的穆尼阁，热爱科学甚于宗教。《畴人传》记述他“喜与人谈算术，而不招人入教。在彼教中，号为笃实君子。”④
    利玛窦制定的这条路线被以后来华的绝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接受。他们来华后努力着华服，习华语，遵守中国的法令制度，适应中国的习俗。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传教，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传教上。他们以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的实际行动逐渐消除中国人的疑虑，赢得了中国人的好感，从而在中国站稳了脚跟。
    1.3封建朝廷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
    从明万历到清康熙的大约100余年间，封建朝廷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既能对其输入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予重视，利用传教士之所长；又能把科学活动与传教活动加以区别，对其传教活动严加限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述：“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造之巧，实逾前古。其议论夸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术，具存深意”。⑤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罗马教皇派次鲁芒（Turmon）持教令来华，改变传教方针，禁止中国教徒崇拜祭祀祖先，致使朝野震怒。康熙皇帝下令禁教，将次鲁芒监禁澳门。正是由于封建朝廷这一鲜明态度，从而更强化了西方传教士传播科技知识这一方面的活动。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恰恰是因为他们大力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工作，才赢得了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敬重。在明清两代实行严格的闭关政策的条件下，也只有他们才能充当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桥梁。当然，耶稣会士也并非是理想的文化使者，他们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密切关系，他们狂热的宗教信仰，使他们传播的西文化带有很大局限性。然而，尽管“此期西学之输入，为耶稣会士传教之附带事业，”⑥但是，我们对耶稣会士在明末清初把西学输入中国的作用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
    欧洲传教士在明末清初作为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要传媒，应该说是有成效的，对于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作为虔诚的传教者，他们是不成功的。基督教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更多地被视为异端邪说，始终远远不足与佛、道相匹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