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力主中共和谈，中共及时调整策略
    苏联关于战后中国前途的主张和美国一致，即不赞成中国内战，主张以谈判方式寻求维持和平的途径，建立以蒋为首的有中共参加的亲美的联合政府。苏联以承认美国在华势力范围来换取美国对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的承认。这是美苏在远东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它作用和影响着国共双方的政策走向，即是说二者的妥协在某种程度上已不是双方单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或力量对比就能决定了的。作为对美妥协政策的一部分，苏联极力主张中共参加和谈，也因此，中共对战后形势的估计发生根本改变，国内和平前景及与蒋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于是中共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策略。这是毛泽东接受邀请赴渝谈判的重要原因。
    对蒋的邀请，中共开始时间接地加以拒绝。之所以如此，一是出于对蒋的不信任。中共积18年和蒋斗争的经验深知，一纸协议，对蒋没有任何约束力，他随时都会背信弃义。就在此前于5 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蒋还宣称“今天之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19〕。而且中共对抗战胜利后中国之命运能否通过国民党彻底放弃一党专政、彻底放弃消灭中共及其武装的企图而以谈判方式加以解决也不抱什么幻想。二是出于对形势的估计。日本的突然投降，似乎出乎中共预料。而让中共深感不安的，则是战争结束当天签订的中苏条约，尽管中共此时尚不知具体内容，但从蒋介石当天即趾高气扬邀请毛泽东谈判可以看出，条约内容无疑有利于国民党。与此同时，杜鲁门于15日发布“一号命令”，完全剥夺了中共军队的授降权。这些迹象在中共看来显然加大了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可能性。这一点从中共此时期发表的众多文件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蒋介石在挑动内战》、《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中都得以集中印证。中共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并积极作好战争准备。在此情况下蒋邀请谈判，理所当然被中共认为是“完全欺骗，……目前蒋之一切宣传，均为内战作文章”〔20〕。毛泽东并明确要求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政府派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二人转告重庆，他目前不准备离开延安。但8月20日、23 日蒋又接连发来两电〔21〕，几乎与此同时，斯大林也发来两份电报，力劝中共和谈且态度坚决〔22〕。
    在此情况下，中共不能不认真考虑斯大林的意见。尽管此时已在党内清算了王明路线，开始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奉行独立自主方针，但对苏联的意见还是尊重的。中共仍始终把苏联看作是中国革命的最有力也是唯一的支持者。且苏共也仍以领袖党自居，尽管共产国际业已解散。另外对斯大林电报中所说“再要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的观点，中共本不赞成，毛泽东当时就十分不快，“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斗争，民族就会灭亡？！”〔23〕而且以后在其他场合又对此进行过评论，但不管苏联的主观意图何在，就是否谈判本身而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如果一味拒绝，不但会陷于政治上的被动，蒋会把内战责任强加于我，而且也会出现如斯大林所说“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的局面，苏联恐怕更不“理解”。即便完全撇开两党关系、阶级利益等意识形态因素，单就苏联已成为战后影响世界格局的大国这一点来讲，也不能不认真权衡其意见。
    同时，这种情况也使得中共中央不能不根本改变原来对形势的估计。8月23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的报告，8月26日，赴重庆谈判前， 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讲话。中共改变策略的根本原因在于两点，“一是苏联为了国际和平和受中苏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我们的武器是步枪，没有外援很难打下日军占领的大城市”。二是由于苏联对中共提出的受降权要求无动于衷，不积极争取，从而使“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使侵华日军只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我们想争一部分受降权而不可得，因为我们没有合法地位”。由于以上原因，“我们只能承认这个事实”，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但同时，毛泽东又认为苏美英之间的势力范围是确定了的，由于中国是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此情况下，苏联不帮助我们可能比帮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因为苏联在中国如果助我，美国必然助蒋，结果大战必然要爆发，世界和平就不能取得。但又因为苏美英都要求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蒋介石国民党也不能公然发动大规模内战，这种情况未必就对我们不利，我们正可以借此逼迫国民党在政治上让步，要求其承认中共地位、中共军队和建立联合政府。据此，“对国民党的批评，…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和平、民主、团结的新姿态出现”〔24〕。值此中共完成政策调整，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以争取有利于人民的条件。
    三、联合政府的实质及中共的策略方针
    苏联要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实质是试图按战后法意两国处理法共意共的模式来处理中共。对德作战胜利后，苏联即要求两党解散其领导的反法西斯军队，派人到政府去做官。两党也确实这样做了。苏联认为，抗战胜利后，中共应该停止斗争，统一于蒋领导之下，这是避免中国内战，同时巩固战后大国间国际合作的一个必要途径。因此中共应当准备学习法国的经验，逐步把主要工作转移到争取群众方面来。斯大林后在1948年与南斯拉夫的卡德尔谈话时曾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来莫斯科讨论中国形势，并坦率地告之，我们认为在中国进行武装斗争是没有前途的。中共应参加蒋的政府，并解散他们的军队。〔25〕直到1946年1月，在重庆的周恩来还致电中央，转达苏共中央意见， 说中共不应想苏维埃化，应决心停止内战，并取得蒋同意进行民主化等。这是要中共准备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权参加到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政府中去，放弃武装斗争，去走议会道路。这同样是苏联对美妥协政策的一部分，因此和美国的对华政策是相一致的。1945年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29日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发表的公报，都体现了这一精神。〔25〕
    对此，毛泽东已经预见到这种模式再度在中国发生的可能性。“现在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可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我们还是要参加进去，进去是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蒋介石是共产党的敌人，但不得不和他搭伙。〔27〕中共所要争取的政治目标是先建立联合政府，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为避免战争给人民带来新的痛苦和创伤，中共宁可承认资产阶级一个时期的领导，与国民党合作建国。这是当时复杂的背景和客观条件下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政治方案。这也充分表明了毛泽东争取和平建国的真诚态度以及为中国革命的最根本利益而采取的灵活务实的策略。所以毛泽东表示要有所让步。但所谓“让步”又与苏联所期望的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