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曾根据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所藏档案写过一篇题为《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及蒋胡和解》〔1〕的文章，阐发本世纪30年代， 胡汉民数度密谋以军事行动推倒南京国民政府的事实。1996年，我访问台湾期间，又在国民党党史会及“国史馆”等处读到了一批文件，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上述史事的了解。这些文件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对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不满，国民党内或明或暗地翻滚着多股反蒋抗日的潮流。
    一、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
    潮流之一是以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代表的十九路军势力。国民党党史会所藏陈铭枢致胡汉民函云：
    昨承面示，十九路军饷经去电代为请求，谨代该军全体感谢。枢本晚返京，因无别情，不及再聆指诲。贤初、启秀尚在上海，经嘱伊等，不时踵教。区区所存，两人最能了悉，望先生不吝训督，无异枢之晤对也。〔2〕
    此函无年月，仅署“十五夕”。按，胡汉民于1931年10月14日被释，自南京抵达上海，11月25日离沪赴港。在此期间，陈铭枢曾于11月3、18日两次到沪。据此，知此函为1931年11月15日作。函中所言贤初，指蔡廷锴；启秀，指谭启秀，时任第十九路军补充旅旅长。
    九一八事变后，陈铭枢、蔡廷锴所领导的第十九路军调驻沪宁，负责长江三角洲一线的卫戍任务。十九路军具有爱国思想，因此，得到胡汉民的支持。本函称：“十九路军饷经去电代为请求”，可知胡汉民在上海时曾积极设法解决十九路军的军饷问题。“去电”，当指向广东陈济棠方面发电。根据其他资料，后来陈济棠曾应胡汉民之请，按月为十九路军提供过部分军饷〔3〕。
    1932年1月，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抗战。5月，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订立《淞沪停战协定》。其后，十九路军被调往福建“剿共”。同年，蒋光鼐致胡汉民函云：
    日前已托瑞人兄再来港（廿四由沪启程）面陈，甚欲得一具体办法，到时请赐接见。此间环境日益恶劣，而财政关系又不能不迁就。拟于最短期间统一全省税收，稍有办法，即可放手做事。匆匆布复，未尽之言，统由河澧兄代达。
    末署“晚光鼐拜上。十七。”所用为驻闽绥靖主任公署用笺。按，蒋光鼐被任命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时在1932年7月，但他不肯就职， 一直托词休养，在广东故乡东莞办公益事业。直到同年9月20日， 才因蔡廷锴等力劝，到福建就职。瑞人，指邓瑞人，十九路军与各方联系的使者；河澧，指黄河澧，胡汉民与福建方面的联系人。
    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后，仍念念不忘救国，并积极与在香港的胡汉民联系，合谋讨蒋抗日。从本函可知，蒋光鼐到福建后，一面从统一全省税收着手，借以充实经济力量，一面通过邓瑞人、黄河澧，与胡汉民商量合作办法。“而财政关系又不能不迁就”，“稍有办法，即可放手做事”云云，可见当时困扰十九路军，束缚其手脚的还是财政问题。
    胡汉民在香港反蒋，依靠的是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同年12月20日，蔡廷锴致胡汉民函云：
    瑞人、河澧两兄携回手谕敬悉。关于将来一切事宜，已复〔派〕瑞人兄与各前途接洽矣，但仍以伯南兄之意进行，请便中转知伯南兄为祷！余事已请河澧兄面呈。〔4〕
    伯南，指陈济棠。据本函可知，邓瑞人、黄河澧带回了胡汉民的指示。根据胡的指示，福建方面又派邓瑞人与各方接洽，并再派黄河澧携蔡廷锴、谭启秀等人函与胡汉民磋商。“仍以伯南兄之意进行”，可见陈济棠在西南反蒋派中的地位。
    福建方面的动作，蔡廷锴的信讲得比较简单，谭启秀的信则讲得比较详细。谭信首称：“蒋氏以独裁之手段，每思压服全国以自雄，故对于两粤及十九路军多怀恶意。吾侪丁此时艰，当谋所以应付之策。”谭信继称：蒋光鼐（憬然）、蔡廷锴（贤初）二人认为：东南一带能与蒋介石相抗的只有粤、桂、闽三省，因此，已派邓瑞人前往广东、广西，动员陈济棠与李宗仁。其中，李宗仁“对于反抗独裁，早具决心，当然不成问题”，而陈济棠则“意志不坚，见利思迁，未敢深信”，但形势又不能不以其为中心。因此，蒋、蔡二人拟请胡汉民与邹鲁一起就近做陈济棠的工作，坚定其决心。谭称：
    夫势分则弱，合乃成，就东南现势而论，惟有粤、桂、闽三省联成一气，则内可以遏蒋氏之专横，外足以抗暴日之侵略，而衡其趋势，当然以伯南为中心。
    谭启秀希望，以胡汉民的“德望威仪”，能够“感悟”陈济棠，“团结一致”，将三省的政治、军事、财政“同冶一炉”，从而形成三省同盟。谭称：倘能如此，“不特不忧蒋氏之独裁，而暴日、赤匪亦不足平也。”
    谭函并称：福建地方饷项不敷，财政棘手，地丁钱粮已收至1935年，地方税亦抽收至1933年4月， 因此要求胡汉民“以爱护十九路之诚”，向陈济棠陈请，在广东原允协助十九路军经费的基础上，每月加给20万元。
    除蔡、谭二函外，黄河澧还带去了蒋光鼐致胡汉民一函，内称：
    文灿先生来，藉奉手教，拜悉一一。此间因匪军倾巢来犯，现正疲于应付，万一匪作殊死战，则前途未堪设想。窃念西南为整个集团，宜如何取得共同动作，以谋发展，此鼐等所日夜焦思者。今日之关键在伯南，倘伯南有决心，则鼐等当一惟其命，必无犹豫，望我公策动之。余情仍请文灿先生代陈。〔5〕
    文灿先生，指黄河澧。“今日之关键在伯南”，蒋光鼐此函在寄希望于陈济棠及请胡汉民出面“策动”方面，与蔡廷锴、谭启秀函并无二致，所不同的是多了一个“匪军倾巢来犯”问题。
    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是为了和中国工农红军作战，因此，蒋光鼐等不得不两面开弓，即一面反蒋，一面“剿匪”。这种情况自然使十九路军处于十分尴尬、困难的局面。为了腾出手来反蒋抗日，蒋光鼐于1933年3月派李章达赴粤，与陈济棠、 李宗仁等签订《三省联防约章草案》；继而又与陈铭枢同赴广州，商议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三省独立”自福建出兵进攻浙江。〔6〕同年9月、10月，他们派人去苏区，与红军签订《反日反蒋初步协定》。但是，由于陈济棠首鼠两端，犹疑不决，三省的反蒋抗日计划始终无法付诸实施。11月，蒋介石对蒋光鼐、蔡廷锴的活动有所察觉，于17日派自用飞机到福州，接蔡廷锴到南昌会晤，责令表态。这样，就迫使蒋、蔡等仓促行动，与李济深、陈铭枢等共同发动“福建事变”。
    12月17日夜，蔡廷锴致胡汉民函云：
    河澧兄带来钧谕及面述各件，均奉悉种切。此次我军发动倒蒋，略有错误，系一时激于义愤，但事前奉诸公电召，嗟〔磋〕商倒蒋大计，结果徒托空言，致使锴与十九路全体将士失望。当时锴与憬然处境已死而求生，走投无路。蒋贼已派飞机两架，限锴飞南昌表示态度，否则作违令罪。为势所迫，我公所谓挺〔铤〕而走险者，亦系死中求生，望公恕宥。事至今日，只有向蒋贼决死战，虽死亦无恨。倘我公能推动西南即行倒蒋，锴负责一切，为〔唯〕我公是从。否则，党国前途绝望，宁可锴负人，勿以人负我。其余已与河澧详谈，已请其将锴意代为详报，尚恳特赐训诲，俾有遵循为祷！
    胡汉民虽然支持三省联合反蒋，但他坚决不同意福建方面联共，也不同意福建方面改国号、造新党等做法，于是，即派黄河澧赴闽，要求福建方面“复国徽，复党籍”，“捕八字脚”（捕共产党人--笔者）〔7〕。蔡函所称“河澧兄带来钧谕及面述各件”，指此。函中， 蔡廷锴要求胡汉民立即推动西南各实力派共同倒蒋，并愿归顺胡汉民麾下，“唯我公是从”。
    胡汉民虽然为西南各实力派所拥戴，但他只是有名无实的精神领袖，陈济棠不点头，各事均无从进行。事变发生后，西南方面仍然处于无所作为状态，而蒋介石却雷厉风行，于12月中旬派十余万军队入闽，先后攻陷延平、水口等地。1934年1月14日，蒋光鼐与李济深、陈铭枢、 黄琪翔等撤离福州，抵达龙岩。当时，十九路军已完全处于劣势。胡汉民希望保存这一支抗日反蒋力量，向福建方面有所建议。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致电胡汉民、邹鲁云：
    尊电极以保全十九路军为念，感激之私，如何可言！但现与蒋敌短兵相接，无回旋之余地，请公设法使粤桂当局向蒋制止对闽用兵，十九路军归西南政务委员会节制，饷项有着，则一切谨如尊命。否则，蒋逆必欲消灭我军而遂其莫予毒之志。我军主力向〔尚〕完整，唯与周旋到底，作伟烈之牺牲而已。贤初在军前指挥，先此奉复，再伫明教。〔8〕
    李济深等要求胡汉民等设法，由两广当局出面，使蒋介石停止军事行动，而将十九路军改归胡汉民等人的西南政务委员会。这当然是不可能做到的。
    李济深等发出电报的当天，十九路军主力随毛维寿投蒋，福建事变彻底失败。
    福建事变失败，蔡廷锴偕谭启秀等出国作环球旅行，1934年9月 18日致胡汉民、邹鲁、萧佛成、邓泽如等函云：
    锴此次因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亡命欧美，再图追随诸公之后，现国势至此，先派启秀兄回国听候诸公训示一切。锴所经过各国情形并由启秀兄面陈，仍望时赐教益，不胜祷盼！
    蔡廷锴出国后，一路宣传十九路军事迹，声称“此世誓与日寇不两立，与国贼不共存，决心坚持一贯之主张，继续彻底抗日救国，矢志不渝”〔9〕。他派谭启秀先期返国， 正是为了保持和国内抗日反蒋力量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