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程潜、陈嘉祐、柏文蔚、张知本、黄季陆等
    潮流之三是以程潜、陈嘉祐、柏文蔚等为代表的长江中下游部分国民党元老、官吏和军人。
    程潜于1928年被李宗仁拘禁，同年11月解除监视，其后即寓居上海，逐渐成为湖南及上海地区反蒋派的领袖。当时，在他周围的有柏文蔚、黄复生、熊克武、张知本、黄季陆、何世祯、桂崇基及原湘籍军人、官吏陈嘉祐、陈嘉任等。
    九一八事变时，程潜目睹十九路军英勇奋战的事迹，十分振奋；但他深切了解蒋介石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政策，因此，又十分沉痛。1932年2月17日，程潜致函胡汉民云：
    我军御日，连战皆捷，民族前途，顿呈曙光，此诚可慰。惟自应战迄今，当局始终秉安外攘内之旨，牢持而未尝稍懈。盖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正宜其消沉矣！
    他要求胡汉民早定计划，及时行动，函称：
    际兹寇深魔长，存亡呼吸，谅公早储硕画，以为吾党人士救国之旨归。第就管见所及，居今日而欲党不自我毁、国不自我而亡，惟有树立中心，决定大计，集中革命力量，摧破腐恶势力，舍此更无术以幸存。吾党为国人诟病久矣，吾党主义则如日月经天，初未尝为国人所诟病也。是欲收集全民族对于吾党之信仰……
    函中所称“树立中心”，“集中革命力量，摧毁腐恶势力”，实为要求胡汉民自立政府，团结各派反蒋力量，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函中所称“要在树立三民主义以为之鹄，信受奉行，不涉虚伪”，则是要求胡汉民实行孙中山真正的三民主义。
    该函继称：
    长江上下游表面似为妖氛所弥漫，其实人心未死，各部对于独夫，亦多心怀携贰，得此良机，促之反正，当不甚难。弟于此致力久矣，惜财力绵薄，尚未征诸实用也。方今千钧一发，系于西南，望领挈群贤，速定大计，树立中心以端本，团结实力以待时，庶有豸乎！引领南望，不尽瞻依。
    程潜长期经营两湖，在当地广有力量，但他也因为财政原因，不能行劝，因而寄希望于西南方面。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汤玉麟不战而退。3月4日， 陈嘉祐致函胡汉民云：
    此间各情，经历次电闻，当邀察悉。劭襄同志自北归，专程来港，必尤能备呈种切也。热战我军不败而退，日夕数百里，全热指顾将非我有，一般人对宁府之所谓抗战，咸识其为欺骗政策。吾人于此，不能不有积极之主张与行动，以慰众望。公及南中同志计必早筹及此，敬乞赐示，俾所遵循。鄙意托劭襄同志代达。3月8日，陈嘉祐再致一函云：
    劭襄计已到港，顷石又自北归，谈北方情况甚详，兹来港面呈种切，想我公必有以指示之也。热河失陷，举国同愤，介石舍外以对内之野心，已为人所共见，吾人于此不能不有积极之主张，以慰国人之望。昨在沪同人曾有电陈左右，计邀察及。务乞我公提挈西南同志，急起直追，作有效之奋斗，甚所盼幸。
    陈嘉祐曾任湘军第六军军长、国民党一大代表，北伐时期留守广东，30年代初追随程潜反蒋，在湘籍军人中有一定影响。
    同年3月1日，方振武在山西成立抗日救国军，于4月4日抵达河北邯郸，一面北进，一面派徐午阳及其弟方芷南二人赴沪，向程潜乞援。同月，程潜致函胡汉民，将二人转介于胡汉民。函云：
    叔平兄能排万难，与独裁者相左，冲破此沉闷之空气，殊堪钦佩。现徐、方二君南来，用特介绍，乞赐接洽，并予以实际上之援助，俾得奋勇前进，至所感祷耳！
    程潜函中所称“实际上之援助”，主要指的是经济。这一问题程潜无力解决，胡汉民也无力解决。徐、方二人到港后，胡汉民不得不为之向陈济棠、李宗仁、蔡廷锴呼吁。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一意坚持对日妥协政策，方振武等部的零散抗日行为自然不能取得多大成效。
    在方振武北上抗战失败之后，陈嘉祐、程潜曾计划在湖南有所动作，但胡汉民认为就时机、财政、现有实力三方面考虑，条件还不成熟。8月1日，胡汉民复陈嘉祐函云：
    弟对湘局，认为迟早必须刷新。粤、桂军事当局亦同此意。惟时机、财政及现有实力三者，皆当考虑，故尚不能不以审慎出之。〔17〕
    胡汉民当时的计划是：首先建立中枢领导机构，然后与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共同组织联军，北出长江，因此指示：要在总体规划“妥筹决定”之后，再着手“改造湘局”问题。
    除陈嘉祐外，柏文蔚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也有所活动，企图发动军队起义。对此，胡汉民也不赞成，同年9月复柏文蔚函云：
    徐同志谈长江军事情形甚悉。然苟无中心之领导机构，则此种向义之军队，必日即解体，为反动军阀所各个击破。〔18〕
    函中所称“中心之领导机构”，指胡汉民正在组织的新国民党。1934年1月27日陈嘉祐致胡汉民函云：
    养晦归，得悉种切，故祐拟南来暂作罢。沪上报纸所载，宁方攻闽甚极〔急〕，将何以挽救之？否则唇亡齿寒矣。朱同志稼田系安徽老革命党，业经祐绍介加入团体，并曾经呈请中央指派工作，以党务停顿中止。兹因叔平兄之召来港，特绍介至公处一谈。如有使命之处，当能为党效劳也。〔19〕
    本函作于福建事变期间，所称“绍介加入团体”，即指成立不久的新国民党；所称“呈请中央指派工作”，即指新国民党中央。
    新国民党中央成立后，胡汉民于1933年11月决定在上海设立地方干部，以陈嘉祐、熊克武、柏文蔚、程潜、刘芦隐为干部委员，并以刘为书记长，下辖苏、浙、赣、鄂、湘、川七个分部。1934年7 月29日，程潜致胡汉民函云：
    数月以来，音问益疏，而大局沉闷，日趋黑暗，其为危亡之征，抑或光明之兆，殊未卜也。海上同志意志颇坚，惟自芦隐由粤返沪后，颇形消极，似多不信芦隐。最近几度集结，然亦无异于牛衣相对，徒唤奈何！弟不自度量，奋与贼斗，又已七阅月矣，虽无十分成效，然以《南针》颇能唤起社会注意，致为群贼所恨，疲竭万分，欲罢不能。至于两湖内部之事，因着手久，颇有成效。兹特遣阎复同志前来报告湘情，即乞接纳指示，俾有率循。
    芦隐，指刘芦隐，同盟会会员，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长，1932年辞去在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的职务，到香港参加西南方面的反蒋活动。从程潜致胡汉民函看，他受胡汉民之命到上海工作后，不能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上海工作出现停顿状态。因此，程潜很着急。
    《南针》，系程潜于1932年1月在上海创办的杂志，半月刊， 以“阐扬三民主义，并力求其实现”为主旨。发刊词称：“实现三民主义之道”，在于“党内同志，各自痛改前非，去其私欲，秉至公至诚，一致团结，在同一意志同一行动之下，严格防止党的官僚化、派系化以求党之健全完整，建设民主政治，实行自治改革体制，以与日本作持久战之准备，以期收复国土，保持国家之独立，而求中华民族之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