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首创”是井冈山精神丰富内涵的核心内容。探讨开拓首创精神的形成条件及主要内涵，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具有开拓首创意义的伟大壮举。
    一、开拓首创精神形成的历史条件
    井冈山时期，是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处于低潮，革命者在异常困难的关键时期；是保存革命的“星星之火”，并在严酷环境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在敌对势力薄弱地区，红军以春笋穿石破土之势，茁壮成长的特殊时期。开拓首创精神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凝聚而成。开拓首创精神的形成，具有特殊的根本主观条件和特殊的重要客观条件。
    首先，有一支善“利其器”、誓坚其志的革命队伍，是开拓首创精神形成的特殊的根本主观条件。
    中国古代兵书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中国革命来说，这个“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善“利其器”，即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党的“八·七会议”，是我们党善“利其器”的关键会议。共产党人深知要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不仅要有坚强正确的领导，还得“枪杆里面出政权。”于是党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弋横暴动、湘南暴动、平江起义等。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等一批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先进分子为“善其事”，领导和掌握了一支又一支革命军队。在当时，起义、暴动本身就是具有开拓首创意义的大事件。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相结合”的初次成果。这个成果，对国民党反动势力是极大的震撼，使国民党反动统治者万分恐惧。党必须准备对付全付武装的国民党的“扼杀”、“剿灭”。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军队以坚定的意志、敢于碰硬的勇气、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保留了革命队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领导者，也必能“善其事”。毛泽东同志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下，善于团结依靠当地党组织，善于依靠当地具有革命传统的群众。同时，也善于做当地“山大王”的工作，将袁文才、王佐的“绿林军”改造收编为工农革命军。党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井冈山开辟了一个坚固的革命根据地。这又是我党善“利其器的一大成果。这支革命队伍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坚定理论信念、誓将革命到底的坚强意志。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苦斗中，坚守八面山哨口的100 多名红军指战员，坚持三昼夜，最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被压在工事里而壮烈牺牲。莲花县委书记刘仁甚同志在刑场，敌人割下他舌头，他却顽强地用鲜血在地上写下“革命成功万岁”六个大字，小井红军医院130多名红军伤病员被敌人集体杀害，后群众将其集体安葬在一个墓里，连姓名都未留下。这一个个摧人泪下、感人肺腑的事例，正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有一支誓坚其志的革命队伍的最好佐证。井冈山时期，革命的领导者及其队伍善“利其器”、誓坚其志，是开拓首创精神形成的特殊的根本主观条件。
    其次，敌军“逼”、井冈“险”，是开拓首创精神形成的特殊的重要客观条件。
    党领导的三支起义部队，都是被“逼”上井冈山的。第一支部队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长沙失利后，退往湘南，又转萍乡遭敌袭击，往莲花，经“三湾改编”，古城会议决定避敌袭击，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第二支部队是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暴动部队，由朱德同志带领下汝城，转宜章与许克祥击战， 又经“赣南三整”， 于1928年4月到达宁冈龙市与毛泽东同志的部队会师。 第三支部队是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在平江起义。湘敌军与赣、鄂反动军队联合进攻起义军。红五军经万载、修水、铜鼓开展游击战，1928年12月到达井冈山。三支革命队伍，可以说都是边战边上井冈山的，也是杀开一条出路上山的。
    再议井冈“险”。井冈山方园五百里，海拨一千八百多米，有桐木岭、朱砂冲、黄洋界三大险竣要隘。在高山峻岭中，冬天冰天雪地，红军被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围困封锁，红军给养极端困难。红军战士单衣难御寒，缺医少药。湘、赣两敌三次向井冈山“会剿”。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红军一要生存，二要革命，三要发展，就得有自救、自强、自胜的精神和力量。这就必然会激发出求生存，求发展的办法，就会去寻找开拓前进的道路，产生自我发展的力量。井冈山时期曾建有“五个第一”：红军医院、红色圩场、造币厂、被服厂、造枪厂等，也是在险恶条件下逼出来的。上述二个特殊的客观条件，是开拓首创精神形成的重要外因条件。
    井冈山时期，党和红军既同不利条件作斗争，又充分凭借有利条件建立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同时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富有划时代意义的开拓首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