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十二月，明世宗朱厚熜终于撒手人寰，结束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荒唐统治。作为他唯一在世的儿子，二十九岁的朱载垕继承了皇位，称穆宗，年号隆庆。隆庆历时只有短短的五年半，又夹处于在位最长的两个皇帝（嘉靖、万历）之间，因此一般都习惯地把它归入“嘉万时期”笼统而论。然而，我认为把隆庆朝视为一个转瞬即逝的过渡一掠而过，实际上是忽略了这一时期明王朝在诸多方面发生的具有转折意义的变化。本文将要论述的就是隆庆朝如何以较为良好的政治环境促进了边务，开放海禁，赋役等方面的改革，把自嘉靖中期开始酝酿的改革浪潮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为更大规模、更全面的改革作好了准备。
    一
    君主专制体制下的封建国家，皇帝作为中央集权的最高统治者对朝政的影响力显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一朝政治环境的好坏，皇帝品行和才干是首要因素。穆宗在帝王中，历来是一个庸碌无能的形象，虽然《明史·穆宗本纪》称他“端拱寡营，躬行俭约，尚食岁省巨万，许俺答封贡，减赋息民，边陲宁谧，继体守文，可称令主矣”①但其中失真和有意粉饰的地方也是明显的。他虽不象文宗那样迷恋神仙道术，但从即位之初就表现出懒惰的特点，元年（1567年）正月，“初七日传免早朝”，“十五日复示”②，给事中魏时亮上疏劝谏，“疏入留中”并不予理睬。隆庆二年，御史同弘鉏上疏直责穆宗“嗣位三年，未尝接见大臣，咨访治道”，③实际上整个隆庆六年，不但免朝听政已成家常便饭，即便是临朝，穆宗也显得“无所事事”，④形同木偶，他“未尝时赐请问，体察民情；储司奏章”，也“少经御览”⑤至于经筵日讲，也下诏停免。群臣中有上疏劝谏指责的，无论言词激烈，他不仅是不批不答，甚至冷漠到不急不恼的地步。可见穆宗对治国之术不仅是一无所知，而且也无心钻研，和所有荒于政事的皇帝一样，凭借最高统治者为所欲为的特权，他把所有的精力时间都用于游幸玩乐和享受上。还在居丧期间，他就在“后宫日为娱乐，游幸无时，嫔御相随，后车允斥”⑥，而且长年“纵长夜夜饮，极声色色娱”。⑦同时，贪财好货，也是穆宗的一大特点，他多次不顾国家财政困乏强行勒取国家库存银两。例如隆庆三年，穆宗下令取太仓银三十万两供内廷享用，户部尚书刘体乾十分为难，上疏道：“太仓银所存三百七十万耳，而九边年例二百七十六万有奇，在京军粮商价百有余万，苏州、大同诸镇例外奏乞不与焉，若复取以上供，经费安办？”⑧就是到这种地步，穆宗仍然取银十万两供自己享乐挥霍。如果用贤明君主的标准来衡量，穆宗的的确确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庸主，然而是否就可以一概而论认为穆宗对朝政毫无正面作用，隆庆朝也和它的皇帝一样昏庸无为呢？我想这个问题还需据客观实际来回答。
    穆宗之前，世宗在位长达四十五年，前期兴礼仪之争几十年无休无止；后期迷信神仙方术，追求长生不死，疏于政事；加之世宗“性刚”，“好自用”⑨的个性，因而“厌薄言官，废黜相继，纳谏之风微矣。”⑩整个嘉靖朝权臣争夺不断，其结果“一意媚上，窃权图利”（11）的严嵩父子把持朝政十几年，使得朝廷一派乌烟瘴气，风气大坏。相比于世宗的刚愎自用，穆宗在个人性格上就表现得“宽恕”多了。史书称他“柔仁”，“刚性不足”（12）无论这是否是对昏君的委婉之辞，但穆宗对朝政不予过问，放手交与阁臣的客观后果却是好的。即位之初，穆宗一切政令俱听由首辅徐阶，徐阶自嘉靖末年主持阁务对朝廷种种陋习弊政深有感触，借起草登位诏书予以草除，欲图大振乾纲。针对前朝言路阻隔，诏书中明确表示“一切更新之政及起用先朝建言得罪之诸臣，以逮死者追衅”（13）在整个穆庆时期，穆宗虽说对阻挠自己挥霍享受的大臣（如刘体乾、詹仰庇）严以打击，不惜罢官论罪，但除此之外，对于就政事处理提出建议的奏疏他一般尚能做到不妄加裁决，而且听由阁臣们处理，尤其是一些解救国家困危的重大事件上，穆宗的这种态度反而有利于正确的意见得以实行。例如，隆庆元年，户部葛守礼建议推行“一条鞭法”，“一串铃法”，他“诏从之”。边防危急，“诏廷臣博访边才”，二年总督谭纶推荐戚继光总理蓟镇练兵，“部议从之”（14）穆宗也就立即下诏书任命戚以都督同知总理苏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隆庆四年在处理把汉那吉来降一事上，高拱，张居正力排众议，肯定了王崇古的方案，穆宗予以支持，诏授把汉那吉为指挥使，才得以促成“俺答封贡”，一时解除了边患。穆宗的“无能或不愿干预国家事务，实际上使得有能力的大臣和大学士们干得更好。”（15）”。隆庆时期首辅更换共4次，徐阶、李春芳、高拱、张居正四人中除李稍欠魄力外，其余三人都是具有改革思想，施政雷厉风行的人物，高拱、张居正原本就是裕邸旧属与穆宗关系非同一般，因而穆宗放手让他们处理国事就尤为彻底。隆庆一朝虽说皇帝无远见卓识，但由于君臣关系调和，又无皇帝利用宦官牵制阁臣的现象，加之主政大臣锐意改革，应该说良好的政治环境已初成气候。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穆宗的平庸对改革实施就不构成危害了，相反，明王朝延续了近2百年的历史到这一时期已面临着沉重的统治危机“北虏南倭”已令国家精疲力尽，财赋吏治又是千疮百孔，可以说时代已经到了一个迫切需要改革更新的时刻。毫无疑问，一个励精图治，具有鸿猷远略的君主对于推进社会革新的作用是多么重要。显然穆宗远达不到时代的要求，这也就必然限制了隆庆朝改革活动的展开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