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朝的政治命运，除了取决于皇帝，官僚集团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主政大臣和各级官吏的素质优劣、才能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大政策略的制订和实施。隆庆六年时间，首辅更换达四次，历来被指责是“柄臣相轧”但是我认为隆庆朝臣不失为一个具有实践才干和改革魄力的政治群体，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大大超过了权力争夺的消极影响，在中后期的历史中，隆庆时期事有所成也正是得益于他们。
    嘉靖时期，明王朝在渐趋衰落的道路中已蹒跚了近百年，深刻的社会政治危机已把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从中期开始，一批具有强烈现实责任感的地方官吏开始主张实行改革，例如巡抚应天十府的欧阳铎，广东巡按潘季驯，浙江巡按庞尚鹏等，他们在局部范围取得一定的经验，但最终因朝中大臣忙于争权夺利，柔媚逢迎，无人主持改革大局而不能推广。到了隆庆朝，形势发生了较大改观。先后主持政务的徐阶、高拱、张居正，虽然他们个人之间存在矛盾，但并没有在朝臣之中结党营私混争不已，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在对时弊的认识和改革的谋划上他们反而是智者见智，共同推进社会变革的声势。在一定意义上讲，隆庆首铺们的变革意识是日渐鲜明，国家政策因此得以一脉相贯，稳步前进。
    徐阶在嘉靖末年取代严嵩担任首铺，在嘉隆交替之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起草世宗遗诏之时，宣布“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16）当时朝野上下许多人为之“号恸感激”。（17）遗诏颁布给朝廷带来一些振作更新的新气象，应该说徐阶的政治抱负也凝聚在其中。徐阶为人“持正应变”，不曲意奉上，故而“嘉隆之政多所匡正。”（18）高拱于嘉绪四十五年入阁任大学士，到隆庆五年才终得爬上首辅的位置。然而他“练习政体，负经济才”（48）在阁臣中一直颇具影响力。高拱十分重视边防将领的选拔，为此他于隆庆三年针对军中缺将，致使督战不力的现状进行过吏治改革。他认为“兵者专门之学，非素习不可猝应，储养本兵，当自兵部司属始，多得智谋才力，晓畅军旅者，久而任之，勿迁他曹”，“他日边方兵备智抚之选，皆于是取之”，于是“请增设兵部侍郎，以储总督之选，由待郎而总督，由总督而本兵，中外更番，边才自裕。”（19）这些措施在改变边防积弱境况中都是颇具实效的。徐、高二人，史称前者“以先朝遗老正其始”，后者“以东宫旧臣厚其终”，但“忠君斡才则一，或翕或张，并起而救之”，使“海内无潢池之警，虏使有渭桥之朝，此亦千载一时之盛也。”（20）至于两人之间的权力争夺，倒是次要的事。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的大改革家，他主持大政虽说已是穆宗之后，但隆庆时期却是他积累政治经验，奠定改革基础的关键时期。隆庆元年，张居正以裕王旧属身份升任吏部左待郎兼东宫大学士，以后他的地位就一直稳步上升，张居正有着鲜明的变革思想，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就在《陈六事疏》中提出了自己的六条改革建议，分别为：一省议论；二振纪纲；三重诏令；四严名实；五固邦本；六饬武备。（21）这六条主张切中时弊，成为他后来推行万历十年大改革的篮本。隆庆时期的阁臣们，除了身体力行为改革谋划外，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地方职务，全力支持合理的改革主张也是他们的一大特点。其中以高、张二人对戚继光整顿边防鼎力相助最为典型。戚事事皆与张商椎，“欲为继光难者”，张“辄徒之去。”（22）应该说戚继光整顿苏镇防务未受到大的梗阻，高、张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苏镇十余年战事宁息，他们也自有一番心血。
    隆庆朝锐意改革的官僚群体中，除了以上几位主政大臣外，还包括有许多中下级官吏。例如大力举荐并协助戚继光的谭纶。整饬武备成绩菲然的王崇古，多次上疏力谏的魏时亮，在地方推行赋役改革的海瑞，庞尚鹏等等。他们在各个不同方面的改革举措与阁臣的主张上下呼应，相辅相成，共同促成了良好的改革环境。
    以上从君、臣以及两者关系三个角度分析了隆庆朝政的利弊优劣，简言之，改革所需的人力条件至此才基本具备，但是变革之所以势在必行，又是由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决定的。因此，在以下诸节将对明王朝面临的各方面矛盾及隆庆时期相应的改革活动进行阐述。
    三
    北部边患从明初开始就一直威胁着明王朝的安宁。景泰年间，蒙古瓦刺部衰落，鞑靼各部取而代之成为明的最大隐患，他们逐渐进驻河套地区，并且日益强大起来，到嘉靖中期俺答汗统领鞑靼各部，不断袭击延绥大同诸边，明王朝耗尽数百万两军费仍然阻挡不了他们的侵扰抢掠。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军队直抵北京城下，软弱的明王朝听任其在城外肆意掠抢八日之久，“捆载而去”（23）却无能为力，此后1554年、1563年北京又两度戒严。隆庆元年，俺答又多次进犯山西，九月他“率众数万，分三道自朔州老营，编头关诸处，长驱入山西，边将不能御，遂攻克奇岚及汾州，破石州“复大掠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太谷、隰州、男妇死者数万。”（24）与此同时，土蛮部又在苏镇、昌黎等地入犯明朝，京师不得不白日戒严，并且诏令“五城御史体察非常，漕粮集河下者，令巡仓御史督护入城，”（25）可见所谓的九边防御体系并不能真正抵挡蒙古军事势力的进犯，在双方对峙中明军仍然处于相对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