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补《辽史》中人物名、字之缺漏。古人有名亦有字，辽代人亦不例外。同时，辽代契丹族人的名、字更复杂，他们既有契丹语名和字，又有汉名和汉字。然而，《辽史》中不少汉人及契丹人的名或字却被缺漏未载。如，耶律隆庆是辽景宗耶律贤的次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弟弟。据《辽史·皇子表》：“隆庆，子五人，查葛、遂哥、谢家奴、驴粪、苏撒”。此五人之汉名，《辽史》均未载。据清宁八年（1062年）《耶律宗政墓志》：“王即孝贞皇太叔元子”。“王”，即墓主耶律宗政；“孝贞皇太叔”，指耶律隆庆。由此可知，耶律隆庆之长子契丹名为耶律查葛，汉名是为耶律宗政。查葛，圣、兴二宗“纪”又作查割、查哥、查割折，《契丹国志》作查个只，均为契丹语音译致岐。又，咸雍元年（1065年）《耶律宗允墓志》有：“王即孝贞皇太弟之第三子也”。“孝贞皇太弟”亦指耶律隆庆。由《皇子表》知隆庆第三子名谢家奴。这就是说，谢家奴是隆庆三子的契丹名，宗允是其汉名。该墓志还记：宗允“兄二人，长曰宗政，守太傅，兼中书令，魏国王；次曰宗德，大内惕隐，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湃王”。由此又知隆庆次子汉名宗德，即《皇子表》中的遂哥。《契丹国志》记宗教为圣宗之子。然《耶律宗教墓志》的出土，知驴粪（旅坟）即是宗教，且为隆庆庶子。以上均可补《辽史》之缺漏。
    其五，补《辽史》中人物世系之缺漏。前已言之，凡于《辽史》入传者，均为对辽代历史在某些方面有过影响的重要人物。他们多出身宦家大族，或兄弟、或父子、或祖孙几代人均授官封爵，世袭显赫。因而，明晰《辽史》中人物之世系，有益于辽代社会政治及文化习俗的深入研究。但恰恰《辽史》中有不少重要人物之世系由于记载疏漏而模糊不清。如，王郁是辽初从中原投奔契丹辽地的汉官之一。《辽史·王郁传》未记其子孙，故其世系不详。据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王悦墓志》，知王郁有子名王廷阮，曾任左千牛卫大将军、检校司空。墓主王悦是王廷阮之子、王郁之孙、官至宁远军节度副使、监察御史。又据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知王郁还有一子名王廷鹗，官至龙化州节度使。墓主王裕是王廷鹗之子、王郁之孙，官至崇义军节度使、御史大夫等职。此均可补《辽史》之缺漏。
    其六，补《辽史》中辽代某些大事记述之缺漏。一部《辽史》，记录了有辽一代发生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典章制度、礼仪风俗等等。但有些大事却漏载未记。如，辽与周邻国家均有互使来往，但有些互使活动却于《辽史》中缺漏未载；有些被记载者，亦缺漏使者姓名。如，辽圣宗太平五年（1025年），辽朝政府曾派韩橁出使高丽，然此次出使活动《辽史》却失载。据重熙六年（1037年）《韩橁墓志》：“乃命使高丽国，贺王询之诞辰也”。些即可补《辽史》之缺漏。韩橁此次出使高丽，《高丽传》亦有载：“显宗十六年秋七月辛已朔，契丹遣监门卫大将军韩橁来贺生辰”。可为佐证。又，《辽史·圣宗记》：开泰八年，“正月，封沙州节度使曹顺为敦煌郡王”。九年，“七月甲寅，遣使赐沙州回鹘敦煌郡王曹（恭）顺衣物”。《辽史》中这两次派员出使沙州事，均不记出使者姓名。而由《韩橁墓志》，知出使者正为韩橁。墓志云：“明年，奉使沙州，州主帅曹恭顺为敦煌王”。此亦可补《辽史》之缺漏。
    二、订讹--纠正《辽史》史事之错误
    《辽史》不仅记事简漏，而且因元末修《辽史》时距辽代时间已较久远，加之缺乏第一手资料，因而，所记之辽代史事，存在不少错误。此外，《辽史》修成后，在后世传抄、刊刻过程中，也难免有笔误出现。《辽史》存在记事之错误，对研究辽代历史亦极为不利，会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所幸，出土之辽代石刻文字可以订正《辽史》中的许多错误。
    其一，对《辽史》中人名错误的订正。《辽史》中记载的辽代人物之名字，在传抄、刊刻过程中，不仅产生了大量缺漏，而还出现了种种错误。如，《辽史》“帝纪”、“皇子表”及“列传”中均记辽圣宗耶律隆绪的长子名耶律宗真（辽兴宗），次子名耶律重元。《辽史》记耶律重元在道宗朝曾与其子涅鲁古谋反，失败后自杀。据咸雍八年（1072年）《耶律仁先墓志》：“时帝（辽道宗）叔宗元与子涅里骨，恃宠跋扈”。由此墓志，知耶律重元应作耶律宗元，《辽史》误。因为，辽代契丹人受汉族文化影响，其同辈兄弟间的汉名有一字必是相同的，如辽圣宗耶律隆绪弟兄们的汉名中间字均为“隆”字，萧孝穆兄弟们汉名的中间字均为“孝”字，等等。那么，兴宗皇帝耶律宗真弟兄们的汉名中间字即应为“宗”字。宗、重音近，是为音译所致岐也。与之相类的例子还有《辽史·道宗纪》中的贾士勋，应据寿昌三年（1097年）《贾师训墓志》及《续资治通鉴》等改为贾师训。《辽史·兴宗纪》中的邓延贞，应据寿昌四年（1098年）《邓中举墓志》改为邓延正。
    其二，对《辽史》中官称错误的订正。《辽史·百官志》中记述了有辽一代置设的各级诸类职官名称。但史官们在修史过程中，因避讳、笔误等原因，有意或无意地致使某些辽代职官名称出现了错误。如，《辽史·百官志》中记有“西头承奉”之官职。而乾亨三年（981年）《王裕墓志》中却作“西头供奉”。据考证，《辽史》作“承奉”，误。其致误原因应是金人修“辽史”时，为避金章宗父允恭名字讳，而改“供奉”为“承奉”。元人修《辽史》时又因袭沿用致讹。应改之。
    其三，对《辽史》中地方机构名称错误的订正。《辽史》中地方机构名称指《地理志》及《百官志》中出现的辽代地方州（军）县机构之名称。这些地方州、县机构名称，亦常因字形、读音相近等原因，在史书刊刻传抄过程中被弄错。如，《辽史·百官志》记“西南边防官”中有“五州制置使司”。又云：“圣宗开泰九年见霸、建、宜、泉、锦五州制置使”。而《地理志》却载：“兴中府，本霸州彰武军，节度。统和中，制置建、霸、宜、锦、白川等五州”。上述五州，《百官志》与《地理志》中有四州名同，惟有一州名异，《百官志》记为泉州，《地理志》记为白川州，不知孰是孰非。开泰六年（1017年）《朝阳东塔经幢记》中有“建、霸、宜、白川、锦等州”之记，可证《百官志》“泉”乃“白川”之讹。与之相类的例子还有：《辽史·百官志》有勝州，而《地理志》则作媵州。太平九年（1029年）《萧仅墓志》中有“次迁勝节度使”。可证《地理志》“媵”误，应为“勝”。又，《辽史·地理志》显州附廓奉先县，县与军同名。而寿昌三年（1097年）《贾师训墓志》有“服阕，授奉玄县令”。知《地理志》作“奉先”误，应为“奉玄”。《金史·地理志》：“广宁府，旧有奉玄县，天会八年改为钟秀县”。“旧有”，指辽有也。此可为之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