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释《辽史》所记辽代州县置地之疑。由于《辽史》记述不清，再加上时间久远，历史地名多变，便使得《辽史》中所载之辽代设置的州、县具体地址多已不详。如，《辽史·地理志》：“利州，中，观察。本中京阜俗县。统和二十六年置刺史州，开泰元年升，属中京。统县一，阜俗县”。辽利州城置于何处，《辽史》无载。近世人发现在辽宁喀左县大城子镇东门，有一古城址，东西宽450米，南北长600米。钱大昕《潜研堂金石子字跋尾》及《热河志》、《塔子沟纪略》等均论定其为辽代利州城故址。但又均缺乏足够之证据。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喀左坤都营子乡钱杖子村西北双尖山上出土了辽代《王悦墓志》。该墓志出土地正位于大城子古城西30里处。而志文恰云：“葬于利州西三十里”。由此墓志便可足证大城子古城址即为辽利州置地无疑。又如，《辽史·地理志》：“安德州，化平军，下，刺史。以霸州安德县置，来属。统县一：安德县”。“安德县，统和八年，析霸城东南龙山徒河境户置。初隶乾州，更属霸州，置州来属”。辽安德州置地，《辽史》亦不详，近世《热河志》、《蒙古游牧记》及《朝阳县志》等皆以为“在三座塔（朝阳市）东南柏山之上”。然却缺乏有力之证据。后来，人们在辽宁朝阳南70里五十家子柏山上发现了辽乾统八年（1108年）《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上有“灵岩寺者，北连龙岫，前俯郡城”之句。据此足证辽安德州应置于柏山之下。今朝阳城南70里五十家子村有一古城址，当是安德州故址，因其地恰在柏山脚下，北距灵岩寺遣址约5里，正与碑文所记相符。
    四、拓新--《辽代石刻文编》的双重价值
    向南先生以十数年之苦功，呕心沥血编就的大著《辽代石刻文编》，是近世以来研究古代石刻的拓新之作，其本身即具有史料及学术之双重价值。
    说其具有史料价值，不仅仅限于如上所论之对《辽史》等文献的补阙、订讹和释疑，更重要的是，这些石刻所记述之文字，所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和广泛，它能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辽代的政治经济、典章制度、人物事件、战争交聘、宗教文化、历史地理、城镇建设、民族关系、民风民俗、语言文字等提供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使辽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取得更大的研究成果。当然，出土之石刻资料亦并非百分之百的“信史”，尤其是一些“墓志铭”，同样存在着隐恶扬善、谀颂粉饰的毛病，在使用过程中，应当加以认真甄别。这些，笔者将另文介绍，此不赘述。
    说其具有学术价值，是指该书并非仅仅限于汇集、整理石刻文字和断句标点，而是于书中还凝聚了编著者对每篇石刻文字的大量校订、考证及研究之心血，使该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换言之，该书既是一部珍贵的辽史研究资料汇集，同时也是一部高质量的辽史研究学术著作。
    其一，编著者对每篇石刻，都参照大量文献资料或其他石刻文字，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尤其是对石刻中出现的人名地名、人物世系、官职机构等等，均予详细注释，这样，便大大方便了读者，为他们省去了大量而繁杂的考证、索释之时间与精力。
    其二，编著者对石刻文字中出现的某些疑难问题，进行了缜密的考证，使历史得以复原。如，编著者对辽代汉官王郁的历官职衔的考证，就是明显一例。王郁是辽代前期著名汉官，《辽史》有传，并且，王郁之后人还有墓志出土。但王郁在辽之官职，出土墓志与“本传”所记迥异。如《王裕墓志》记王郁职衔为“龙化州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王悦墓志》记王郁职衔为“明殿左相、义武军节度、易定祁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守司空、同政事门下平章事、使持节定州诸军事、行定州刺使、太原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而《辽史·王郁传》则只记他因随辽太祖阿保机征渤海有功，“加同政事门下平章事，改崇义军节度使”。太祖死后又“加政事令”。“墓志”与“本传”所记，除文散阶与加官相同外，其职事官则无一相符，究其原因乃王郁官职因时迁转变化所致也。于是，编著者经认真考证后认为，王郁在辽历官次第当是：初授义武军节度使，改授崇义军节度使，进授明殿左相，终任龙化州节度使，时间在天显三年（928年）正月。这样一来，王郁在辽历官便明了清晰矣。诸如此类之考证，在该书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其三，编著者在该书中还对石刻文字中出现的辽代史事错误，进行了认真订正，显示出了编著者的认真、求实之学风。如，重熙二十三年（1054年）《张俭墓志》中有“诏充南朝皇帝生辰国信副使”之记。编著者认为此句有误。查《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中祥符四年（辽统和二十九年）“十二月甲子，契丹遣使长宁军节度使耶律汉宁、副使太常少卿张俭来贺明年正旦”。编著者经考证后认为，墓志作“生辰”有误，应依《长编》作“正旦”为是，因为《长编》所据为宋人《实录》，不会有错。又如，大安八年（1092年）《韩瑞墓志》中有“秦王讳知古，即公之五世祖也”。编著者经认真参订《韩橁墓志》、《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及《韩瑜墓志》后认为，韩知古从未被封为“秦王”，封“秦王”者乃其子韩匡嗣，是墓志撰者误把韩匡嗣之署衔爵位加在了乃父身上。此类之例证，在该书中还有很多。*本文所举之事例，均参引自向南先生编著之《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