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上海资本家来说，国民党在上海第一年的统治几乎是一场灾难。……作为中国最有力量的经济集团的上海资产阶级，企图把他们的经济力量转变为政治权力的打算已经落空了。上海资本家在1927年以前十年所享有的政治自由突然结束，而坠入到‘恐怖统治’之下了。 ”〔1〕
    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对上海商人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研究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这可由北京、天津连出两个中译本得到证明。历来大陆和台湾对上海的1927年不乏著作，但注意力多集中在“四。 一二”的国共关系上。而这项域外研究更关注上海资本家与南京中央政府的矛盾冲突，这对矛盾冲突曾被简单化地指为资产阶级内部狗咬狗争斗。近年来上海史研究多有突破，虽然在思想整体上仍然受旧观念牵制，但是事实既已澄清，破除非学术的偏见便不难，识者很易在史料的清阅中得到正确判断。滋举事实一二，以证其说。
    1929年，上海市党部按“训政”要求，成立官方商会，“务使本市商人有一致的精神，一致的言论，一致的行动，一致的策略，一致的步骤。”〔2〕上海商人当然反弹，指责市党部和商会的“独裁余孽”、 “无赖商蠹”们“把持商运，包办选举，强奸会员意志，阿意宁府权要，勾结党棍，排斥异己，”丢弃一贯之“民主精神”，放弃“民主政治立场。”〔3〕当时，市党部采用各种手段逼商人就范，包括砸场子、 制造内哄、开会宣传、打一派拉一派、动员帮会和下层群众等等。
    商与官既然如此地剑拔弩张，问题就不单是商业精英和政治精英个人间为权力而进行的斗法，它触及到一个基本的社会矛盾。上海商人背后有一场广泛的运动，它抵制着“训政”精神涉入上海，更妨碍党权凌驾商界，这便是由来已久的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相比较而言，上海的工人运动是在1925年5月响应广州全国第二次劳工大会，成立总工会， 借助学运和帮会才仓促组织起来的。此前，工运受上海总商会控制。反观上海市民自治运动则有长久的精神传统和严密的组织形式，以及成功的社会业绩。从1927年往上推，上海市民以团体或个人形式领导或参与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2年的“国是会议”，1919年的“五四”（“六三”）运动，1916年的中银沪行抗命续对、维持金融案，1911年的辛亥光复，1907年的苏杭甬路权争取运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以及从1905年到1930年的租界华人参政运动，贯穿整个清末民初的南市、闸北市政改进运动等等。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四。 一二”轻易打垮工运、学运之后，却对势力顽强，盘根错结的商运、民运难施淫威。然而为党国的精神与组织能顺利地进入中国第一商埠，必欲将上海的第一大势力有所清理安顿，这就引出一场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社会组织和法律体制上的全面较量。
    在上海的社会生活中，1927年是一大转折。上海商民如何向租界当界、清政府和北洋军阀争取民主的问题，转变为怎样抵制国民党政权独裁的问题。 新问题的后半部分已见小科布尔等人的著作， 本文则拟就1927年前的市民运动，剖析商人政治和党派政治在上海的交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