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自治”
    “四一二”前后的上海，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各方政治力量，孙传芳代表的北洋势力，汪寿华领导的工人运动，白崇禧指挥的北伐东路军，以及租界侨民和外国武装羽翼下的西方利益集团，全线铺开他们的力量，殊死一搏。这当中暴露了国民党政治的残忍、工人运动的幼稚、英法政治的顽固、北洋军队的溃散等社会怪相。但是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上海商人的短视。他们以生意视政治，以为投资于国民党也一定会得到回报。然而就在放弃独立政治活动的时候，因他们的依附行为，整个市民自治运动的前程断送了。
    1927年3月22日，除了老军阀和租界侨民之外， 几乎所有在沪势力都全团聚在“上海自治”的旗帜下。在新舞台，来自1000多个社会团体的4000余名代表，召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由商界王晓籁、虞洽卿、陈光甫等，国民党白崇禧、钮永建等，共产党罗亦农、汪寿华等，学运领袖林钧，学者杨杏佛等，共十九人组成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该政府“以实现上海特别市民自治，谋市民福利为宗旨。”〔23〕
    上海市民自治运动在反对军阀口号声中达到高潮，就运动联络的阶层之广泛而言，学生、工人、军人都支持自治，这是空前的。然而正是在这捏合而成的表面统一之下，潜藏着十几天后分崩离析的危机。不单国共双方分道扬镳已不可避免，更是上海市民自治传统与“党治”、“军政”的新精神格格不入。在长期与租界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上海人已习惯用“自治”、“法治”、“安全”、“自由”的四项基本原则来谈论自己的权益问题，而从广州北伐而来的党国精神却完全不承认这一套程序，它只在一党专政下，用特殊的方式和语言讨论利益问题。这样，市民自治运动本身的存在就成了问题。4月7日，离开上海去南京的蒋介石给商界领袖留下一句话：“对于党务，主张一致服从三民主义，并希吾商界一致服从主义。”〔24〕这显然是一柄双刃剑，一面逼向共产党，一面指向上海商民。
    大多数的上海资本家并没有察觉投向他们这一面的寒光，他们以为投资于蒋介石虽属不得已之策，但除去共产党和武汉的左派却是借刀杀人的良策。3月22日，虞洽卿、王一亭在见过蒋介石以后， 撇开长期以来维系上海市民的总商会，另立商会联合会。该会4月1日贷出300 万元用作反共；25日，又贷出700万元用作宁汉战争。此后无有宁日。5月，要该会同人购买3000万元公债，用分配、勒索、敲榨等方式推行。上海市民见过许多大鱼吃小鱼的黑吃黑，但用刺刀威逼、牢狱之苦，乃至用“反革命”、“帝国主义走狗”等帽子扣压，用“三民主义”国家理想相号召，把自己的资产奉献给并不准备保护自己的政权，这情景是第一次。蒋介石限时限刻要中国银行提出1000万元，换取国民党的国库券。董事长宋汉章代表商民，为银行在中外储户中的信誉计，恳求“为国计民生留一线生计，”〔25〕竟难获容。蒋的高调是：“继续总理革命之精神，”“党国存亡、民族荣辱，全在此举。”〔26〕在此情景下，原想借蒋之力的商人们只得识相地从速解散商业联合会，在没敢散发的宣言中，他们控诉：“国军莅沪以来，我商民习处于憔悴呻吟之下，乃始而垫款，继则库券，以供绞脑沥血之钱，……而事与愿违，心余力拙，痛定思痛，危乎其危。”〔27〕
    “四一二”以后的蒋介石表态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转而强调“民生主义”。“民生”作为致富致强的生意经，是上海人懂得的，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主义”，许多上海人却是陌生的。意识形态进入经济领域，就意味着政府可以运用军事、政治、思想宣传等超经济手段干预经济活动。市民自治的本义之一是用经济利益的调整，达到权利和义务的平衡。而“民生”作为“主义”，却把政党、军队、政府、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具体做法上践踏法治、否认自由，制造不安全，尤其不承认自治。蒋介石拘捕工业巨子荣宗敬，没收在无锡的工厂，罪名是“腐败商人”和“反对革命。”然而在荣家交出25万捐款后，罪名撤消；已经成为民间股份公司的轮船招商局被作为北洋政府财产无理没收；《新闻报》只因刊登一份受当局勒索者的名单，便被禁止发行；蒋介石承认从广东带来的商民协会为“革命之商人”，宣布上海总商会为“不革命之商人”，利用总商会对所有商会开放的条例，先加入，后篡权，并最终在1929年4月22日， 由商民协会派打手捣毁和占领总商会会所天后宫。上海市民自治运动的最后支柱折断了。
    上海市民有趣的多变和短视在租界问题上暴露无遗。因为长期与持有特权的西侨抗争，上海商民在“五四”、“五卅”时都支持“收回租界”的口号，1927年年初时节，上海人也在讨论“收回租界”、“统一市政”、“撤退各国海陆军”等热门话题。然而一直要到蒋介石将所有幻想全部毁灭后，他们才忽而觉得，如今只有租界还能存在让他们自主从商，自治市政的可能。于是急忙在发生南京暴力驱侨事件之后，转而竭力维护现体制。他们请求“兵队请暂勿通过租界，并禁勿携军械入租界。”〔28〕从此再也不提全面收回租界的要求，而只片面地要求关税自主，平等中外税赋。两年后，他们痛惜，只因总商会设在租界以外，致被国民党无理侵占。
    上海市民自治言行的幼稚当然是证明这一中国新兴阶层的不成熟。在那个时代，基本上没有直接代表他们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上海固然是个言论中心，其中充满了西侨、党人、士大夫、留学生的见解。以《申报》、《新闻报》为据点的华商和职员观点固然也是强大的，但多半脱离不了行业和集团的羁蹒，仍然是地方性和功利性的政见。他们还没有自己的政党，虽然北洋时期的总商会具有准政党的作用。这就迫使他们在中国政坛上不断的寻找自己的代言人，借用别的阶层的力量，解脱自己在中外各阶层各地区矛盾冲突中的复杂处境，他们的强大在于他们握住了中国近代化地区的经济命脉，他们的笨拙在于他们只是经济动物，于近代商业社会的全面构成缺乏自觉，加上1927年前后，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复杂万变的中国政治也确实难以预见和判断，这使他们必然陷入被动，陪了夫人又折兵。
    前已提到，在重建中国近代社会秩序的努力中，有一条自下而上，用经济手段，自治路线的民间道路，也有自上而下，用政治、军事手段，集权管制的中央路线。上海市民自治运动代表了前一条路线，它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地方政府模式，但在协调中央政府的努力中常常失败。两条道路必定要在中央与地方、官僚与商人、军事与经济、政党与政团各方面的利益和力量都趋于平衡时，方能和谐相处，并轨共进。而这一情景，在当时很少发生。市民力量之弱小，在中国各地尤如孤岛。整个中国政治还没有接受上海经验的可能。
    小科布尔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对1927年的上海社会作出了很精辟的研究，但有一个结论有失偏颇。他以为：“南京政府与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紧张，并非根源于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国党政权的特性和它对资本家的苛求所造成。〔29〕其实，蒋介石抱定的“革命”、“统一”、“爱国”，以及“民生主义”宗旨，就是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自治运动的根本信念：民主，造成很大压迫，在整个1927年已清楚显露出来，不必重复。我们只需看当时策划于蒋介石左右的原国民党右派邵元冲对地方自治的理解，就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民生主义”，其实只是要求人民尽义务而轻视人民的权利。他说：“人民对地方自治团体之义务，每人每年当出一个月之劳力，……其不愿出劳力者，当纳同等之代价与公家自治机关。”〔30〕如此这般，“地方自治”干脆就是每人每年增加一个月的徭役，完全是国家主义一套。据他自陈，这是他读了孙中山《建国方略》以及亨利·乔治、贝拉米等人的社会主义著作得到的。这些人在世纪初年曾树立了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或曰乌托邦式的意识形态，蒋介石则把这意识形态用强有力的政党和军队形式在上海实施着。
    上海市民的实际与国民政府的理想相距太远，且不自知，其失败自是不可避免。1927年，上海市民自治运动走到了它的终点。留下一条独特的起始盛衰轨迹，颇可供人反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