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自己的纲领和策略，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一定时期的历史现实为依据，对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进行科学的分析，而决不能建立在脱离现实的、主观愿望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纲领的威力，使党易于把群众引上争取胜利的革命战线，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1917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土地纲领和策略口号，正是建立在对客观现实科学分析基础之上的。
    二月革命后，俄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新变化，沙皇政府被推翻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成为主要矛盾，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被提到历史的日程上。当时，政治形势的特点，是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兵代表苏维埃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并存的局面，这两个政权又交错结合在一起。列宁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崭新的、从未见过的两种统治互相交错的情况”⑩，是俄国政治形势中“最主要的最需要慎重对待的特点”（11）。这种形势，既不利俄国革命的发展，也给革命群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带来严重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广大农民轻信资产阶级的诺言，将迫切需要解决的土地问题寄托在立宪会议上。1917年3月17日， 临时政府颁布《就土地问题致民众书》，宣称“土地问题不能使用任何夺取的办法来解决，暴力和掠夺是经济关系中最恶劣而又最危险的手段”（12），表示要召开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实际上，临时政府是想用立宪会议来“安抚”农民，防止农民起来夺取地主土地。广大农民却轻信了临时政府的诺言，在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内，农民中间普遍地出现了对立宪会议的幻想。农民产生这种思想，这固然是觉悟不高的表现，但是，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个体农民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决定了它在经济上不可能提出独立的“路线”（13），采取任何独立的立场。
    其次，表现在广大农民在政治思想上深受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影响，追随社会革命党的妥协政策。二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的力量在农村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到1917年夏达70万左右（14）。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只有203个支部，约4000名党员（15）。同时，二月革命后初期建立的约400个农民代表苏维埃， 大多控制在社会革命党人手中，甚至在1917年5 月第一次全俄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全部是社会革命党人。
    社会革命党属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它们口头上赞同社会主义，实际上追求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它们主张同资产阶级联合，支持临时政府的政策，认为土地问题应由立宪会议最后解决，农民不得擅自夺取土地，以免造成农业生产破坏。因此，农民存在的立宪幻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社会革命党影响的结果。那么，当时为什么会出现广大农民追随社会革命党的现象呢？主要原因有二：第一，由于俄国是小资产阶级人数占优势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批农民应征入伍和流入工厂，他们参加了二月革命，并且政治上的影响迅速扩大，这种现象必然把小资产阶级政党推到政治舞台的前列。第二，社会革命党一向以“农民代表”自居，经常活动在农村，诉说农民的疾苦。它们曾在1908年提出土地社会化的主张。1917年5月召开的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会议上，又制定了土地社会化纲领。纲领要求“取消土地的各种所有权”、“一切土地应无偿地归社会所有”，由地方自治机构按“消费定额”和“劳动定额”平均分配给农民使用（16）。这个纲领包含着俄国“村社组织”的旧思想，存在着小资产阶级幻想的成份，也不能使农民根除剥削和贫困。但是，纲领提出取消土地的各种所有权，把土地无偿地分配给农民使用，它基本上反映了劳动农民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渴望土地的宿愿，也比较符合个体农民当时的思想实际和觉悟程度，因而使社会革命党在农民中间的影响迅速扩大。
    以上情况，说明在二月革命后的初期，大多数农民在社会革命党影响下，存在着立宪会议的幻想，并暂时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列宁在分析这一形势时深刻地指出：“俄国目前政治形势的实质就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中都充满了立宪幻想。……如果不把重点放在有系统地和无情地揭露立宪幻想上面，不揭露这些幻想的一切根源并指出正确的政治前途，那就决不能正确地提出当前我国的策略任务”（17）。
    因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根据二月革命后的形势特点和社会主义革命任务，及时地制定了党的土地纲领和斗争策略。它集中地反映在列宁的《四月提纲》和党的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土地问题决议里。《四月提纲》指出：“在土地纲领上，应把重心移到雇农代表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由当地雇农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支配。单独组织贫农代表苏维埃。把每个大庄园建立模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18）。这一纲领的基本要求是没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国有化。有人说，这些基本要求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已经提出，它没有超出民主革命的范围。但是，我们只要对纲领内容作全面分析，可以看出它具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的。首先，没收地主土地，不仅是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也是对富农资本家的有力打击。因为1917年俄国私有土地有60％抵押在银行里，资产阶级也是这些土地的共有者；其次，纲领要求没收的土地，不是由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支配，而是由将来新型国家政权机构即农民代表苏维埃分配给农民；再次，纲领把土地国有与银行国有并提，它不仅是废除土地私有制，也是对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沉重打击；最后，纲领提出将大庄园改建成模范农场，由公家经营，这就为建立社会主义大农业创造了条件。所以，列宁认为党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不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顶峰’，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步骤”（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