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党在农民问题上提出了新的策略口号：“联合贫农、反对城乡资产阶级，中立中农、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奋斗”（20）。联合贫农，反映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贫苦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思想。列宁在《四月提纲》里指出：“目前俄国的特点是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过渡到革命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应当使政权转到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阶层手中”（21）。为此，党提出在农村应该单独建立雇农和贫农苏维埃，充分发挥贫雇农的革命作用，并通过它推动农民代表苏维埃的革命化，使农民代表苏维埃摆脱社会革命党的影响，转到布尔什维克党的一边来。中立中农，是因为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中农作为劳动者，倾向于无产阶级；作为私有者，又倒向资产阶级。中立中农的目的，是要使中农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激烈搏斗时，不转向资产阶级，保持中立，并尽可能设法将它吸引到无产阶级一边，成为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积极助手。因此，这个策略口号，体现了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战略思想。
    再次，党在土地问题上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号召农民立即起来“有组织地夺取土地”，开展土地革命。列宁十分重视这一斗争策略，他在党的第七次代表会议上说：“我把国有化放在第三位，因为首要的应该是创举和革命行动”（22）。列宁在这里讲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党提出这一斗争策略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农民的革命行动不仅是直接扫除贵族地主的封建势力、摧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有力武器，也是打击临时政府的反农民政策、推动农民放弃立宪幻想、转向无产阶级的可靠保证。
    必须指出，布尔什维克党制定的土地纲领和策略，曾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反对。一些人无视当时农民暂时与资产阶级结盟的事实，提出反对私有制，立即推翻临时政府，这是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反映；另一些人指责党提出的要求农民立即夺取土地的策略，是所谓公开号召“内战”。列宁和党严肃地批判了这两种错误思想，一再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根据客观实际确定自己的任务和活动方式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党根据二月革命后的形势特点提出了正确的土地纲领和策略，从而使它在无产阶级争取农民、建立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联盟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
    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无产阶级政党对农民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是争取团结农民的主要手段。这一工作必须从农民的阶级特点和思想实际出发，积极慎重地、耐心细致地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不能采用行政、强制的手段。
    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的宣传教育工作，大致上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党抓住农民最关心最迫切的土地问题，进行坚持不懈的、耐心细致的宣传，向农民反复解释党的土地纲领，揭露临时政府土地政策的欺骗性，指出政府要求农民耐心等待立宪会议解决土地问题，但它又一再拖延召开立宪会议。显然，他们是在“愚弄农民，用诺言和拖延手段欺骗农民”（23）。因此，党号召农民必须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立即起来夺取地主土地，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
    第二，根据农民的思想状况，在宣传方式上，采取多种形式和渠道。党曾利用一切书面的和口头的宣传形式：如各种会议、谈话、报纸、传单、通俗读物等。其中党出版大量的报刊和宣传品，对推动农民思想革命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月革命后，党出版了《真理报》、《农村真理报》、《战士真理报》等30种报纸、11种杂志。党将这些报刊和读物，大批分送到农村，供农民阅读。如彼得格勒维堡区党组织，在1917年4月至7月，曾给国家最边远的地区--西伯利里、中亚细亚、高加索和远东地区送去了5万份《真理报》、2万3千份《士兵真理报》、 大量的小册子和传单（24）。莫斯科市党委会于1917年5月11日至6月11日，绐农村送去了7035份《士兵真理报》、3635份《社会民主报》、1452本小册子和约200份党的土地纲领（25）。其次，党派遣大批党员、工人和革命士兵下乡宣传。党特别选派农民出身的工人和士兵担任宣传员，因为他们熟知农民的疾苦和要求，能起到较好的宣传效果。1917年党通过工兵代表苏维埃派往各省农村的宣传员达1365人。其中派到北方省去的有270人、中心工业区的273人、巴伐尔斯克地区的183人、西南各省214人等（26）。同时，在党的号召下，许多工厂的工人也自动推举优秀工人下乡宣传。如彼得格勒的斯柯洛霍特工厂曾派遣10名《农村革命》宣传员下乡。该厂还决定每个工人扣除工资2％，将这笔钱购买书刊送给农民。其他工厂也有类似情况。再次，党利用城市的“同乡会”组织扩大宣传。“同乡会”是工人、士兵和农民自动建立的群众性组织。党加强与“同乡会”联系，通过它派遣与农村有联系的工人和士兵下乡，并利用同乡会的活动宣传党的革命路线。1917年秋，在党的倡议下，彼得格勒的12个省“同乡会”召开会议。会议一致认为：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应该揭露小资产阶级妥协党同地主资本家的反革命策略，使工农联合起来为争取土地而斗争。会议还提出要求改选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团，争取建立苏维埃政权。因此，“同乡会”对宣传党的土地纲领和争取农民起了积极作用。另外，党还通过农民代表苏维埃，在农民中间扩大自己的影响。
    第三，采取灵活的策略，对农民作必要的让步。二月革命后，农民中间普遍存在土地平均使用的思想，它表现在1917年8月由242个地区农民委托编写的全国农民委托书里。这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思想的反映，它跟布尔什维克党的土地纲领相违背。但是，党考虑到这是个体农民的愿望，对反对大土地所有制有积极作用，也有助于党争取中农的工作。党决定接受农民的这个要求，使广大农民包括中农能够站到无产阶级一边。十月革命后，党曾把农民委托书写进土地法令，成为这一纲领性文件的组成部份。
    在十月革命准备期间，由于党根据农民的特点，采取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和灵活的策略，加之临时政府反农民政策的日益暴露，使农民觉悟不断提高，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逐步发展，从而推动了农民逐步走上土地斗争的道路。从1917年3月中旬起，农村开始发生土地纠纷事件。4月以后，事变迅速扩大。3月间有34个县发生农民土地斗争，4月扩展到174个县，6月236个县，7月325个县（27）。农民斗争次数与日俱增，3月出现49次，4月205次，5月558次，6月1122次（28）。斗争的形式日益激化。从土地纠纷、夺取土地、粮食、农具到摧毁地主庄园，个别地区还出现农民武装暴动。7、8月间，中央黑土带和伏尔加河中游，曾发生农民暴动22次（29）。参加土地斗争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斗争的对象以贵族地主为主。从1917年3月到10月全国共发生农民斗争5782次，其中反对地主的有4956次，占总数的85.7％，指向富农的362次，占6.3％，其他针对教会、私人田庄等有462次，占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