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的国民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阶段。周恩来在参加这一阶段革命的过程中，在理论和实践上作出了重要的建树。本文就此试作论述。
    一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只有革命的理论才能指导革命的运动。周恩来在投身国民革命过程中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实践，并通过实践对国民革命理论作了重要的阐发。周恩来关于国民革命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关于形势与国情的分析。对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对国情的深刻了解，是一个革命政党制定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一个革命者和领导者选择革命道路和指导革命的重要前提。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参加国民革命伊始就有比较明确的认识。1924年9月初， 周恩来刚从法国回到广州，适逢我国第一次纪念“九七”国耻纪念日（即1901年9 月7日清朝政府与英、美、法、日、 俄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23周年纪念日），不久又发生了反动商团叛乱事件。对此，周恩来连续发表文章和演说，对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作了综合考察。他指出：“帝国主义的发生是近五十年事，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一期的产物”；尽管世界已被瓜分完毕，但帝国主义为了争夺市场，“帝国主义的发生和其彼此间的冲突，乃成必不可免的事实”，不过，帝国主义在冲突的同时，又转而联合向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进攻，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京津就是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铁证。〔1〕
    周恩来认为，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外忧，而且还有内患。他说，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这是“造成军阀祸乱之开始”；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依仗日本的支持，大肆拍卖中国；段祺瑞倒台后，曹琨、吴佩孚又投靠英、美，其卖国勾当，更为昭著。不仅北方军阀如此，而南方军阀如陈炯明投靠英国等也是如此。“不但军阀如此，一切官僚政官也都与帝国主义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2〕。 正因为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军阀互相勾结，互相利用，所以就造成中国“内忧未已，外患频仍”。并且，中国虽然是一个古老大国，但“中国的人口无限，往往找不到工来做，所以失业的人非常之多；其次中国可耕的土地，又属有限，一般农民，受着大地主的压迫，弄得无可安生，而且中国从前的政府，又那么腐败，专门庇护大地主去横行，骄纵军队去骚扰，是以农民更加困苦流离”；加上列强的入侵和压迫，使中国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3〕。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呢？ 周恩来指出：“和平妥协的方法，不能谋中国民族解放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盲目的排外，也不能解救中国于水火，挽救中国唯一的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周恩来对形势和国情的分析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他所指出的道路也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问题是这条道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的坦途，仍需进行艰难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
    （二）关于国民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国民革命的对象和任务是由中国的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自从1840年以后，中国的社会就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帝国主义的入侵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所致。正如周恩来所说，“帝国主义者不但在其本国压迫弱小民族，还在半殖民的地域，帮助军阀和恶官吏，以及买办阶级和土豪”〔4〕。 于是，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虽然周恩来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这一概念，但在他的著述中已经体现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
    正因为周恩来深知造成中国落伍的两大祸源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所以他明确指出：“国民革命的涵义有二：一联国际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作反帝国主义的进攻；一联国内被压迫民众作推翻帝国主义走狗之中国军阀的革命。”〔5〕他认为， “国民革命是解放目前中国的唯一目的，同时中国国民革命又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6〕， 这是国民革命所处的历史地位。他还说，任何一个时代的革命，都必须“应时代的需要合环境的要求”，否则，便是反革命。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任何被压迫阶级的要求，都超不出打倒他们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以图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解放。”〔7 〕周恩来在广州的公众集会中和在黄埔军校、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讲课中，还多次明确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上述可见，在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对中国国民革命的对象、任务、目的及其历史地位已作了精辟的论述。
    （三）关于国民革命的领导和动力。周恩来说：“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的革命”〔8〕。但是，国民革命应该由谁领导？ 这个问题是一个事关革命前途的问题。在国民革命进行期间，周恩来就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他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要领导农人兵士而为工农兵的大联合，共同来打倒帝国主义！”〔9 〕他还对中国社会各阶级作了分析，认为各被压迫阶级的共同目的虽然都在于国民革命，但由于各阶级的属性和利益所决定，对革命就有不同的态度；从革命实践看，“民族资产阶级总是富于妥协性，小资产阶级也常摇摆不定，只有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阶级，要靠他携同农民、手工业工人督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不妥协地与敌人争斗，才能达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实现。〔10〕在这里，周恩来已经指出了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动力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但是，周恩来在提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的同时，也提过“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对于这两种提法应该作何解释？笔者认为，这两种提法是从两个不同角度提出来的：一是从阶级的角度提出工人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一是从政党的角度提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当然，任何一个政党都代表某一个阶级及其利益，国民党也不例外。但是，国民党却又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自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以后，已经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 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它所体现的应该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四个阶级的利益，这是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特殊现象。并且，在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新三民主义的主张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基本上是相同的，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另一方面，国民革命虽然是在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国民革命的许多重大活动和国民党的许多重要部门（如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等）实际上都是由共产党人领导、参与和具体操作的。这从某种意义上也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共产党的领导意图。再从策略上讲，在当时统一战线的政治条件下，考虑到国民党的历史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提出“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不仅容易为社会所接受，而且更有利于团结各民主阶级、阶层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更有利于国民革命的进行。根据上述分析，如果从本质上看，周恩来关于国民革命领导的两种提法是没有矛盾的，只不过是提法的角度不同而已，他所强调的始终是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
    （四）关于革命武装的问题。革命武装是国民革命的坚强支柱，是进行革命战争的先决条件。周恩来从投身国民革命之日起就对此有深切的理解，并对革命武装的重要性、革命军队的宗旨、军队的政治工作、军民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较全面的阐述。
    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何在？周恩来考察了旧民主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后指出：“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者，因多数军队均系前清遗留而来，即有新招之兵，仍仿前清编制，此种军队不知人民痛苦，不知政治意义”，因此不能担负革命的重任。若要谋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欲使中国和平，须有真正之革命军，须有为人民所用之军队”，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就是想造就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如果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队，人民的痛苦永难解除，国民革命断难成功〔11〕。
    革命军队的宗旨是什么？这个问题是反映一支军队性质的重要问题。周恩来认为，军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一种工具；“军队是压迫阶级的工具，而也可以作被压迫阶级的工具”，比好封建统治者和资本家指使军队去压迫工农，帝国主义动用军队去镇压殖民地的革命运动或压迫本国的革命运动就是如此。而革命军队与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军队的本质区别就在于：革命军队的宗旨是为人民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他于1925年2 月率部东征路经东莞时在群众集会上曾说：“本军系解除人民痛苦而来，增加人民幸福而来，愿与大家戳力同心，共促革命成功”〔12〕。正因为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有比较明确的宗旨和目的，所以就显示出较强的战斗力，取得了东征和南征等战役的胜利。
    关于军队的政治工作，周恩来更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了精辟的阐发。周恩来说，中国社会的动荡，从根本上说，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因此，“讲到军事政治工作，要以军队为背景；讲到军队的背景，要以社会经济不安为背景。”他在这里把政治与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使政治不致成为空头政治。他指出：“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使命，对于官长官佐要巩固其革命观念，对于士兵要使之有革命常识。”具体说来，一方面要提高革命军队的政治觉悟，“确立其革命观念”；另一方面就是要宣传、教育、改造军阀军队，促其觉悟；再就是“使广大的群众明了帝国主义的罪恶”〔13〕。周恩来还提出要借鉴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效法红军”，使军队真正成为“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革命的先锋”，使军队成为“无线电机，将革命的思想传到全中国，使全国的民众革命化。”〔14〕
    至于军民关系，周恩来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第一，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所用之军队”，是为人民打仗的，方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第二，革命军队占人口总比例为少数，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不足以担负起历史重任。第三，必须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解释革命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使之了解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四，人民群众必须建立强固的组织，对军队加以约束和监督，才能使军队保持其革命本色。第五，要实现工农兵大联合，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15〕
    周恩来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上述看法，现在看来似为平常，但在当时革命军队始创、旧军队尚未得到改造，且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环境下，能够提出这些见解，殊为难得。这些理论对于后来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建人民军队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五）关于革命统一战线问题。1923年6 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次年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但国共合作后，却遭到了某些人的攻击和非议。为了驳斥国家主义派等对国共合作和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各种诬蔑，周恩来于1924年6 月在《赤光》（半月刊）第9 期发表了《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等文章，指出：“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16〕周恩来在这里既阐明了中国革命所必经的发展阶级，又强调了国民革命时期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周恩来正确地把握和运用了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当国共合作刚刚实现的时候，他就提出了“反军阀政府的国民联合，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的主张。随后，他进一步指出：“惟当此北向军阀，外向帝国主义，内向半封建势力作决死战的时候，所有革命分子都应团结起来，何况站在革命前线的共产分子，自应与国民党密切地合作，才有打倒我们共同敌人的可能，才能引导工农上解放之路。否则，除帝国主义及国民革命的敌人得到利益外，一切革命分子以至国民革命只有归于失败。”〔17〕
    但是，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孙中山逝世至北伐以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制造了一股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反对共产党的逆流，诸如暗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凯事件、“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事件、诬蔑工农运动“扰乱北伐后方”等事件。对于这股反动逆流，周恩来从维护革命统一战线的团结和统一出发，旗帜鲜明地对国民党右派给予坚决反击。他先后发表了《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廖党代表之惨死》、《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现时广东的政治斗争》等政论文章，系统地阐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广大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右派的无理攻击。他指出：“为工农阶级奋斗的共产党的活动，当然不外领导工农群众的革命力量推进国民革命以防止其他阶级的妥协性在革命中发生不良影响。这种活动，只有于领导国民革命的国民党有利，使他革命成份更加充实，决无与他有冲突和分裂的危险。因为要有冲突，必是革命的工农群众和与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18〕周恩来的这些论断，不仅揭露了国民党右派把“分裂”的罪名嫁祸于共产党的伎俩，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共产党内和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思想混乱作了廓清，这对继续坚持和巩固革命统一战线起了积极作用。
    周恩来关于国民革命理论的阐述远不止以上所述，不过仅从上述则可看出他对国民革命的理论建树。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级阶段，在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和缺乏实践经验的条件下，周恩来能够对国民革命作出较系统、正确的阐发，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体现出他坚实的理论素养和崇高的革命气质。他的这些理论建树，对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