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周恩来不但在理论上对国民革命作出了重要建树，而且在实践上更作出了杰出的业绩。这里略述其要，以窥其概貌。
    其一，建立和健全核心机构，发展共产党组织。在大革命时期，尽管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但已显示出顽强的战斗力，成为国民革命的核心力量，共产党人成为国民革命的先锋。周恩来正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把共产党组织的建设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以便担负起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
    早在1922年中共中央已批准成立了中共广东区委员会。中共“三大”后，中共中央鉴于中共广东区委实际领导范围只是广州地区，于是在1924年初将其撤销，成立中共广州地委，广东党的工作由广州地委负责。周恩来于同年9月抵广州后，10月， 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共广州地委改组为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委员长。从此，周恩来就担负起领导中共广东区委的重任。经过他的积极工作，很快建立和健全了广东区委的组织机构，由他任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陈延年任秘书兼组织部长，阮啸仙、彭湃、刘尔崧等为委员，分管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认为，中央机关设在上海，远离广东，对广东工作的直接指导有一定困难，所以中共中央于1925年5月8日决定由周恩来、谭平山、罗亦农、陈延年和鲍罗廷等5 人组成中共中央广东区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的工作。
    中共广东区委建立、健全以后，各地党组织也不断建立和发展。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领导，还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广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山大学、海员工会、粤汉铁路、广东省农民协会等以及广东各地都先后建立了中共组织。这些中共组织都成为国民革命的战斗堡垒，在开展工农运动、统一广东、支援北伐等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培养革命军事干部，组建共产党掌握的革命武装。周恩来回国不久，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讲授“政治经济学”。随后，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举办的粤区干部训练班讲授“军事运动”的课程；在中共潮梅特委和共青团汕头地委联合开办的特别训练班讲授了《世界大势》；在毛泽东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了《农民运动与军事运动》；还担任了国民革命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政治训练班主任，为该班讲授了《反吴与反帝国主义》、《中国政治军事的观察》、《政治工作的设施及运用》等课程；并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举办的战时政治训练班讲授了《国民革命及军事政治工作》。此外，他还应邀到多个革命团体和单位作了多种专题的报告。周恩来的这些教学活动，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与此同时，由周恩来等提议、经孙中山同意，于1924年11月在广州组建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周恩来选调了黄埔军校特别官佐、中共党员徐成章任队长，中共党员周士第、廖乾五、赵自选、曹汝谦分别担任副队长、党代表、军事教官和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还从各地选调一批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充当队员。这支队伍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
    1925年11月，周恩来又指导组建了以原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为基础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由共产党员叶挺、周士第分任团长和参谋长。全团约2000人。团内成立了中共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这也是由共产党掌握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和独立团在援助工农群众运动、参加东征北伐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主持军事政治工作，参与领导革命战争。从事军事政治工作是周恩来在国民革命活动中的一大特色。1924年11月周恩来从就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日起，就开始了军事政治工作，并使黄埔军校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勃勃生机。本来，黄埔军校创办之初，就设立了政治部，但政治部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能，政治工作机构也未健全。周恩来到位后，按照苏联创建红军的经验，建立和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和工作机构，设置了指导、秘书、编纂三股，具体负责校内学生和教导团官兵的政治训练和组织宣传工作。同时，还选调共产党员杨其纲、洪剑雄、王逸常等到政治部任职，以加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政治部还组织了宣传队，成立了“血花剧社”，出版各种报刊、丛书、画报等，进行政治宣传教育，占领政治思想阵地。由于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为主的政治工作者在黄埔军校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所以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博得了学生们的好评，曾被“视为学校中的革命灵魂”〔19〕。
    周恩来从事的政治工作绝不是孤立、空洞或脱离实际的政治工作，而是始终与军事业务、革命战争联系在一起，并为其服务的。1925年2 月，广州国民政府出师第一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负责黄埔校军的政治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和主持军队政治工作。同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 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以此为起始。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主持政治部制定了战事政治宣传计划，组织宣传队，开展战地宣传，发动群众支援东征；明确提出废除苛捐杂税，不拉夫，不用军票，打倒陈炯明，拯救东江人民，肃清残敌，统一广东等口号，深得各界欢迎。
    周恩来不仅主持了东征军的政治工作，而且参与了东征的军事领导和前线指挥，把政治和军事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第二次东征中，周恩来就参与指挥了攻打惠州、棉湖等重要战役。据1925年11月12日《广州共和报》载《何应钦周恩来电告战情》称：东征军攻克惠州后，继续向东挺进，此时敌洪兆麟所部2000余人，在东都岭、宋公岭一带布防，妄图阻止东征军前进，周恩来等“率同幕僚前往侦察后，遂决定以一部分向宋公岭、羊蹄岭，以主力（指第一纵队第一师主力--引者注）向东都岭攻击前进”，迅即占领梅陇、海丰，继而占领陆丰、普宁、揭阳、汕头。这说明周恩来在军事领导和指挥上也是功不可没的。
    诚然，注重军事领导和指挥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军队的共性，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超群之处在于，既重视军事领导和指挥，更赋予军队的革命宗旨和灌输政治意识，使军队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对此，周恩来后来曾作过这样的回顾：黄埔军校建立前，“虽有二十余万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等部酣战于东江、西江、北江、南路各地，而胜负不决”；黄埔军校建立后，仅以黄埔学生为骨干成立两个团，“以数千之众，即起了全部胜负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奇迹吗？这是由于新成立的两个团，是新的革命军队，是有着革命的三民主义作政治工作基础的军队。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20〕
    其四，主理广东东江行政工作。第二次东征胜利后，1925年11月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地区25县的行政工作。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共产党人担任地区行政的主要领导职务。周恩来主政东江虽然时间不长（三个多月），但他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卓著。
    首先，整肃吏治，还政于民。东征军抵汕头后，曾暂委陈个民为汕头市长。后来，周恩来发现陈勾结工贼贪污舞弊的行为，当即将其撤职。陈畏罪潜逃后，周恩来又电请国民政府通缉，并请国民党中央党部将其开除党籍。与此同时，他对饶平、澄海、揭阳、普宁、潮阳、惠来等的反动不法县长，下令将其撤职；委任江董琴、刘琴西、罗师扬等国民党左派和进步人士分任梅县、陆丰、兴宁等县县长。并且，解散或改组了封建军阀时代贿选的各县议会，重新建立行政机构，还政于民，备受民众拥护。
    其次，注重建设，改善民生。周恩来在发表就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通电提出的施政方针中说：“至于建设计划，一以总理建国方略为依归，首重物质建设，疏河筑路，开港筑堤，先谋交通之方便，再期实业之发展。”〔21〕接着，他多次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动员各界民众参政议政，共商治理东江大计。1926年2月底至3月初，周恩来在汕头主持召开了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并作了政治报告。出席会议的有潮梅海陆丰各属行政长官和各界代表124人。会议通过了治安剿匪、建设、商务、 教育、财政、民政、农工、妇女等决议案93项，其中关于地方建设、改善民生方面的议案占了最大比例。这次会议不仅加速了东江各项事业的建设和生产的发展，而且也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先例。
    最后，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周恩来主持东江行政会议通过的教育决议案中，确定东江的教育方针是：东江教育必须“以适合国民革命之需要，成为革命化、平民化。”并规定优待小学教师，减免小学和穷苦学生的学费，励行强迫教育，使广大民众均能享受教育之权利，以尽快培养人才〔22〕。为使教育决议案得以实施，周恩来要求各地清理土豪劣绅侵吞把持之公款作为教育经费，并采取多种措施加以筹措经费，以加速发展教育事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周恩来还亲自主持了汕头市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大会，领导收回教育权的斗争。
    由于周恩来的正确领导，使东江地区的政治民主空气渐趋清明，社会日趋稳定，各项建设事业开始恢复，出现了一派崭新的气象。
    其五，扶持工农群众运动，领导工人武装起义。周恩来虽然身兼黄埔军校、东征军、中共广东区委、东江行政公署等单位的重要领导职务，但对工农群众也给予十分关注和大力支持。1924年底，由于国民党右派操纵广州市长选举，将广大工农群众排斥在外。对此，周恩来在《农工旬刊》第9期发表了《工农阶级与广州市选》一文， 对国民党右派提出质向和加以抨击，指出：“工农群众为国民革命之中坚，固国民党宣言所郑重承认者也”，而目前广州市选却把工农摈为“化外”之民，这是违背党义、破坏民治的。省港罢工后，周恩来亲临省港罢工工人代表会作政治报告，表示对这次罢工的支持，并指出工人是反帝斗争的先锋，高度赞扬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精神，给工人群众以极大鼓舞。第一次东征克复海丰后，周恩来便同彭湃商议恢复海陆丰农民运动问题，迅即恢复了海丰农会，委派李劳工、吴振民分任海丰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和教官。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在周恩来的指导下，1926年1月， 成立了汕头总工会筹委会和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有力地推动了东江农民运动的发展。
    北伐战争后，周恩来离开广东，被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军委书记。为了配合和迎接北伐军的进军，1927年3月21日， 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发动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赵世炎为副总指挥。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直接指挥下，起义工人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经过艰苦的浴血奋战，终于击溃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取得武装起义的胜利。这次起义的胜利，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的沉重打击，是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
    可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国民革命遭到严重挫折，随后第一次大革命遭到失败。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又投入了新的革命斗争。
    注释：
    〔1〕〔5〕周恩来：《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见《帝国主义与中国》，1925年7月版。
    〔2〕见《双十特刊》，《农工旬刊》社出版，1924年10月10日。
    〔3〕〔9〕参阅《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工人之路》特号，1925年第37期。
    〔4〕《在东江行政会议上之政治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3日。
    〔6〕〔8〕〔10〕〔18〕《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人民周刊》1926年第37期。
    〔7〕〔17〕《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 《人民周刊》1926年第34期。
    〔11〕〔12〕《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2月18日。
    〔13〕《国民革命军及军事政治工作》，见中共广州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的文章讲话选辑》（内部印行），1979年6月。
    〔14〕《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开学讲演录》，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印行，1925年9月10日。
    〔15〕参阅《在东莞商务分会及市民联欢大会上的演说词》、《在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会上的政治报告》等。
    〔16〕〔21〕转引自《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64-65页，第89页。
    〔19〕文强：《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片断》、《广东文史资料》第37辑。
    〔20〕《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22〕《东江各属行政会议纪略》，《政治周报》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