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国民革命所追求的目标和前途。
    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从辛亥革命到护法运动，都是为了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毫无疑义的。问题在于国共合作后资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一如既往还是有了变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作一分析。因为，它是国民党改组后正式树起的一面旗帜，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的民族主义把旧的民主主义隐含的“反满”课题中的避免瓜分厄运、反对列强侵略的思想独立出来明朗起来，并抛弃了“以汉族为中心”的陕隘民族主义的偏见，代之以“民族自决”原则；新的民权主义主张主权在民，实行“直接的民权”，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人民“不但有选举权，且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⑦新的民主主义以“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中心内容，同时主张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赋予三民主义以新的内容，突出了反帝反封，并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而把国民党的政纲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国民合作有了共同的政治基础。
    但是，新三民主义并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有的同志把新三民主义等同于新民主主义这是不对的。整个说来，新三民主义仍然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纲的要求。反封，本来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根本任务，而在强敌入侵、主权沦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内，挣脱帝国主义枷锁、恢复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民族解放斗争，同样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政治的先决条件。尽管孙中山日益认识到工农阶级在民主革命的重要作用，提出“唤起民众”、“扶助农工”的口号，强调主权在民并具有建立反帝反封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朦胧思想。但是不可否认，他所规划的国体仍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个国家政权占主导地位的不可能是工农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⑧“资产阶级总是隐瞒这种阶级地位，而用‘国民’的名词来达到其一个阶级专政的目的”。⑨至于政体，孙中山虽然对资产阶级“代议制”弊端有了一定的认识，主张用“五权宪法”来代替三权分立，即在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的基础上加考试权和监察权，从而建立“超乎欧美之上”的政权形式。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只是“济代议政治之穷”，“矫选举制度之弊”，它与三权分立并无本质区别，并未跑出资产阶级议会政体的窠臼。孙中山为追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奋斗了一生，临终前还嘱附他的党人要“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成三民、五权之主张。”⑩
    国共合作时期的广东国民政府及武汉国民政府，它们都是试图按新三民主义建立起来的政权，但都不是名副其实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这个政权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资产阶级为主体。从1925年夏广东国民政府建立到1927年3月，中共一直是“在野党”，直到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邀请“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党政府及省政府”后，才有两名共产党员“参政”--谭平山出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苏兆往出任劳工部长。但两人均无多大实权。共产党的部长并未能实行国民革命的土地政策和劳工政策，执行的是国民党限制工农的政策。谭平山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纠正农民的幼稚举动”，“制裁轶出正轨行为”的布告。（11）最后，谭平山只得以“不能纳农运入正轨”而辞职。由此可见，国民革命仍带有浓厚的旧民主主义色彩。
    五四运动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确已开始
    说五四运动时旧民主主义革命尚未结束，丝毫不意味着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否定。五四运动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五四运动中，中国无无产阶级破天荒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它在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决彻底性，特别是它的投入对运动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说明中国无产阶级已具有担负革命领导重任的能力。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开始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无产阶级实现了由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的转变；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给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方向；它勇敢地担起了革命的领导责任，集中力量发动职工运动，掀起了第一次工动高潮；它宣布加入第三国际，在组织上更在思想上把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连在一起，使中国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国民革命的开展，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向前推进。
    首先，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较前得到扩大。
    政治上影响孙中山，组织上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起组织、协调和管理作用，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扩大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共任凭前，共产党领导的影响所及主要是工农群众；国共任凭后，中共的政治影响扩大到国民党民主派中。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国民党的决策。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本身便是中共直接影响的结果。1922年中共“二大”发布的宣言，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为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此后，李大钊多次和孙中山交谈，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便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也不断发表文章，对孙中山企图利用军阀力量在联络一派打到一派中取胜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忠告，希望他“一面与民众为亲密的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地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两种势力。（12）孙中山接受中共的主张，于是便有了国民党的改组，有了国民党“一大”上对三民主义的新解释。在以后国民革命的各项重大决策和斗争中，也都渗透着中共的政治影响。镇压商团叛乱是在中共的呼吁和敦促下进行的；国民会议运动是共产党首倡和发起的；“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的北伐政纲和“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是中共提出的，它保证了北伐战争的正确方向。国民党改组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在其中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据统计，国民党“一大”时中委、监委共51人，其中共产党员10人，约占20%。国民党“二大”时中委监委共80人，其中共产党员21人，占25%；部长、秘书21人。共产党员有17人，约占81%。这里把秘书也列领导层中，是因为时秘书也有一定实权，起很大作用。至于国民党各省党部的主要负责人，则大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改组及其宣言的起草工作，参加并领导了国民党省党部县党部的筹建，协调国民党内部关系，联合国民党左派，跟右派分子的分裂行为作斗争，参与负责管理国民党的日常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国民党“二大”上，由共产党员谭平山作会务报告，毛泽东作宣传报告，刘尔嵩作工运报告。吴玉章、董必武、刘伯垂、夏曦、宣中华等分别代表四川、湖北、汉口、湖南、浙江等省党部作党务报告。这些都说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央，特别是各省党部中，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起到了一定的领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