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众运动的领导较前广泛和深入，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得以扩大的又一重要方面。国共合作前，中共已开始领导工农运动，但广度和深度均欠。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有了公开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它走出原先比较狭小的圈子投身入广阔的天地，将自己的主要工作放在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上，很快掀起了以五卅运动为起点的第二次工运高潮，和先以广东为中心后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村革命大风暴。工会会员发展到300万人，农会会员达1000万。工人们由过去为增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而战，发展到为“打倒列强、除军阀”而战，由一般罢工发展到武装起义。农民运动更触及到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以及封建土地所有权的深层。工农民众运动，虽然从斗争形式上相对于武装斗争来说处于辅助地位，但从斗争内容来说则与北伐战争居同等地位，它是国民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工农民众运动领导是中共实现对国民革命领导权的主要表现。
    开始从事军事工作并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的领导权，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权得以扩大的又一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开始涉足武装斗争领地。不但建立了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队，领导工人进行武装起义，还在军队中开展工作。中共通过黄埔军校培养和训练了一批党的军事干部，创建并直接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如叶挺独立团等，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政治指导工作。虽然国民革命军军权基本上不在共产党手中，但是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毕竟已不是空白。
    中共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不完全是事实；但国共合作后中共对革命的领导权远比此前扩大得多，却是事实。正如米夫在《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当时已经实现过最低的原始形式的领导权”，“无产阶级在当时已经要进到一种新的高度的形式，进到夺取政权和领导军队的形式了”。（13）
    其次，第一次国共合作使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提出了建立“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主张，追求革命的“非资本主义的前途”。
    中共“二大”虽然提出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但它却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权利，还是不能获得完全解放”，资产阶级“必然要用他们从封建百得的政权来压迫无产阶级”。中共“三大”宣言曾指出国民党应该处于革命的领袖地位。而陈独秀在“三大”前后发表的文章中也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成功后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国共合作后，随着革命的充分展开，各个阶级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作了充分的表演，中共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化。1925年1月中共“四大”正确分析了社会各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农民同盟军问题，肯定地指出：无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与此相适应，“四大”不再肯定国民革命的前途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它指出，革命胜利后“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客观条件定之”。（14）以后，在反对戴季陶主义的斗争中，共产党人通过分析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在进一步肯定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同时，否定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对革命具有矛盾态度的阶级，这个阶级要进行以其本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15）革命前途只能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16）中国革命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17）1927年5月，中共“五大”通过的决议案，正式肯定了关于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前途的论断，指出：“在过去二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站在最主要的地位上，如今它已取得了斗争的领导权，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这样地位，是足以保证革命的前途，将来不会开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而是直接进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18）
    总的说来，第一次国共合作扩大了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加深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基本问题包括对革命前途的认识，推进了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进程。
    从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交替时期
    既认为五四运动时旧民主主义革命尚未结束，又承认其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开始，这样岂不矛盾？其实并不矛盾。两个观点的逻辑结论是：五四运动到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的民主革命，并非单一的新民主主义性质或单一的旧民主主义性质，而是两者兼而有之。这一时期，呈现出新旧民主革命交互更替的特征。
    特征之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全力救国，在革命的舞台上同时扮演主角。
    历史是复杂的和多样性的，任何历史阶段的划分总是不可能那么纯粹和绝对的。十月革命的胜利宣告了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历史终结，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成了反革命的主体，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仍继续做为民主革命的动力依自己特有的规律存在和发展。五四运动，中国无产阶级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接着，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并开始担负起革命的领导责任。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但这时的资产阶级尚未退出中国革命的舞台，继续进行着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
    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民族独立和信仰民主，无产阶级政党则把彻底实现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看作是自己全部共产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两者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斗争对象，客观上具有同盟关系。虽然，孙中山和资产阶级仍习惯以时代的主角的身份，力图使其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斗争在政治生活中继续占首要地痊，但陈旧的主义与阶级的局限使他们在不为的失败中远离所希冀的目标，它需要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强有力的援助，需要借助工农力量以实现其革命的目的。与此同时，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时代的真正的主角崛起，并以其远大的目标和英勇的斗争向中国人民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可是他们的力量有待于由小到大发展，过于单薄的势力使他们不仅需要与农民结成联盟，还要联合资产阶级一块战斗。当第二次护法运动夭折和二七惨案发生再次证明当时任何一个阶级和政党都不能独立担起革命重任之后，各革命阶级和革命党派便在爱国主义的驱动下汇成空前强大的救国合力，国共合作便是这一企图的结晶。这样，国民革命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下和各革命阶级的合作下进行，形成了暴风骤雨般的局面，取得了卓著的成就。正如1927年3月13日中国共产党至国民党书中所说的：“贵党自改组以来，与本党密切合作，共同领导全国民众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及一切反对派作战，经过五卅运动，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以来，实行武力与民众结合，全国革命高潮，已动摇了帝国主义及军阀官僚之统治的地位。”（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