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仅对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外国史学著作中关于雅典民主问题研究的部分重要观点，作简要综述。
    为说明雅典民主产生的时间，古希腊史学家们对民主一词于何时出现作过详细考证，确认它于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在雅典使用。但民主一词问世的时间和民主制度实际存在的时间并不一致。制度先于反映它的名词出现。
    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的银行家、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格罗特在他的多卷本《希腊史》（1846-1856年）中，就认为克利斯提尼的一系列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在他之后，虽然有《雅典政制》的发现，许多著名史学家还是这样主张。就论证的详尽程度而言，V.埃伦伯尔格的论文《民主的起源》和M ·奥斯特沃尔德的专著《诺莫斯和雅典民主的开端》，可以作为代表。
    对希腊城邦的形成和发展作过大量研究的埃伦伯尔格认为，雅典民主发展的主要标志是逐步摧毁氏族贵族的权力。正是克利斯提尼做到了使贵族不再能够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民主制度的实质是“否定君主制和氏族封建制”。他解释说，他提到的“封建制”是指贵族家族对依附的从事农业劳动的被保护民的统治。按他的看法，民主是自然而然地从贵族当权的国家演化而成，虽然在发展过程中也有过斗争。
    抛开他使用的一系列术语的非科学性不论。他多少是接触到雅典民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首先是氏族贵族和农民的地位。
    奥斯特沃尔德从研究公元前六和五世纪雅典使用的三个重要法律术语“特斯莫斯”“诺莫斯”和“普塞菲斯马”的相互关系入手，得出结论说，不同术语的流行、兴废，与雅典民主制度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克利斯提尼用把公民组织在德莫斯中这样一个办法，使得普通民众与贵族和富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尽管作者在考据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做了甚有意义的工作，但是单从法律和政治方面考察，是不能充分说明民主制度的来龙去脉的。
    苏联的《古代史通报》杂志在1949年第2期中发表了一篇社论， 题为《对奴隶占有制社会政体的研究的一些问题》。其中写道：“雅典阶级斗争的发展，使得整个政权越来越多地落到集体行使职权的机构手中，这就决定了以典型形式表现出来的古代奴隶占有制社会的民主政治的胜利”。这里强调了阶级斗争，但是讲得过于笼统。另外，由集体行使职权的机构掌权，完全可以是贵族当政，并不一定就是民主政治。
    1958年在列宁格勒出版的《古代希腊史纲要》，在谈到雅典民主的形成时强调，它是雅典人民群众反对氏族贵族的长期斗争的直接结果。雅典民主在其繁荣时期的经济基础是雅典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
    科洛鲍娃在自己的专著《古城雅典及其遗迹》中辟有题为《奴隶占有制民主的发生和发展（公元前七一六世纪的雅典）》的专门一章。这是迄今为止苏联学者对雅典民主产生问题最详细的阐述。她认为，梭伦的改革是“建立民主城邦的决定性转变”。
    不少资产阶级学者用抽象的思想来解释雅典民主的产生。
    法国的古希腊史学家A.克鲁瓦瑟在《古代的诸种民主制度》一书中认为，雅典民主是希腊精神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至于这种“希腊精神”来自何方，他没有说。
    对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作过多年研究的J.A.O.拉森认为，“古代拒绝民主”只是希腊广泛实行过民主，并且发展了关于民主的理论。伯里克利当政时代的雅典民主是古代希腊民主发展的顶峰。按他的看法，民主这种政体在希腊的产生是民主思想传播的结果。为什么唯独希腊会有民主思想，他没有解释。
    德国著名史学家U.维尔肯在《古代希腊史》中指出，雅典民主既非按照外来的模式，也不是为了体现什么理论而建立的，它是古老关系自然发展的结果。究竟是哪一些“古老关系”自然发展的结果呢？书中没有提供答案。
    许多著作中都谈到雅典民主与雅典海上势力扩张的关系。1913年W.S.弗格森在《希腊的帝国主义》一书中认为，雅典民主的基础和雅典的海上扩张一样，是由特米斯托克列斯奠定的。
    M.卡里曾说，雅典民主是雅典海上霸权的产物。他还说，由于海上霸权的消失，无产阶级失去了生计，也失去了参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