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浪潮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的思想和主张，对社会经济思潮的形成传播起着推动作用；而社会经济思潮的形成和传播，又反过来影响到共产党人的决策思路。
    一、“争上游，敢出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超英赶美”的口号提出并大张旗鼓地宣传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就已经滋长起来的“抢先思潮”，有了更大发展。“争上游，敢出头”，成为时代大潮流。被誉为“诗歌之乡”的安徽省巢县司集乡民歌唱道：“好的我就学，快的我紧追；人骑快马，我驾火车；别人跑步走，我就插翅飞”〔1〕。甘肃省敦煌县人们提出：“要以斩钉断铁的决心， 以乘火箭、探月球与光比速度的信心”，以“插红旗寸土不让，赶先进分秒必争”的精神，永远争上游，永远当先锋〔2〕。 湖北省光化县东风人民公社提出的口号是：“鼓足干劲争上游，争取全国占鳌头，卫星保证放六个，世界上也要出出头”〔3〕。这一思潮， 成为“超英赶美”口号“深入人心”的基础。“超英赶美”、“跃居世界前列”口号一经提出，便成为激励、鞭策人们“大跃进”的动力。例如，禹县人民在大炼钢铁运动中提出：“多炼铁，多炼钢，打垮美帝野心狼”。“全党全民齐动员，要叫卫星飞上天……大干苦干拼命干……要把美英抛后边”〔4〕。
    应当看到，广大干部群众争上游“热情”是被中央领导人“点燃”起来的，而“争上游，敢出头”思潮的形成和传播，又对共产党领导人产生重大影响。正如陈毅所说：“形势逼人”--“也就是说广大人民造成一个形势，逼着我们每一个人非力争上游不可。”〔5 〕毛泽东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中国在钢铁等主要产品产量方面15年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即，“赶超”口号传播开来“深入人心”。中国长期存在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生活、生产、奋斗过程中总是以自己亲友邻里中的“佼佼者”为追赶目标、仿效榜样，往往有了“目标”，就有了动力和进取精神，没有“目标”则庸庸无为。近代中国，积弱积贫，饱受列强的侵略和欺凌。赶上、超过列强国家，使中华民族走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前列，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是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追求。新中国建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对新中国实行孤立封锁政策，反使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憋足了劲，决心赶上和超过那些强国，不再受帝国主义的欺辱。因此把英美等国作为追赶对象，有着广泛的思想基础。正如薄一波所说：“在当时两大阵营严重对峙和美国政府不断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的国际环境下，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国家，憋一口气， 矢志增强自己的实力，争取某些产品产量尽快赶上某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奋发图强的精神是无可责难的”〔6〕。
    但是，“赶超”思潮的传播，使共产党人对赶超时间一而再、再而三地缩短，以致提出两年至三年超过英国，五年至七年接近并超过美国，这是不切实际的。更为严重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主要产品产量发展指标，不是根据现实条件、实际可能及当前需要来确定，而是按照赶超时间来推算。由于赶超时间一再缩短，指标便一再提高；而指标一再提高，又促使赶超时间的一缩再缩。这一恶性循环，导致大跃进指标达到极其荒唐的地步，造成浮夸风的泛滥成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