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国际共运中，往往会出现一些希望共产主义早日到来的“急性病患者”。列宁在1920年曾提出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口号，还说：“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10-20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42〕。后来他承认，试图通过无产阶级国家法令，使一个小农国家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是错误的。斯大林1936年也曾宣布，从1938年开始5 年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已经完成”，已处在“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1957年11月，赫鲁晓夫提出，今后15年内苏联赶上和超过美国〔43〕，同时内部确定，从1959年算起，12年内达到共产主义。1959年1月，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公开宣布，苏联进入了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时期。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它的“部署”和“论调”，必然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更推动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思潮的滋长和流行。
    人民公社化运动初起时，共产党人就把公社内部实行的部分供给制，看作是“共产主义的萌芽”〔44〕。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一些文章提出“我们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将是逐渐的，成熟一部分，过渡一部分。”“可能是先实现了具有共产主义精神的供给制，然后达到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在次序上首先将是公共部分共产主义化，如托儿所、幼儿园……等，然后到人。在内容上，很可能是先实行基本生活资料的共产主义化，然后到一般生活资料的共产主义化。”〔45〕《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快的三、四年就可完成，慢的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完成。时机成熟，即“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决议》最后写道：“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46〕这种“鼓动”，大大助长了急躁冒进和“穷过渡”情绪，人们感到“反正迟早要过渡，早过渡比晚过渡好”，于是竞相“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潮泛滥开来。
    各地制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划，竞相缩短过渡时间。1958年10月中旬，湖北省当阳县跑马乡党委召开群众大会宣布：11月7 日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11月8日是共产主义开始之日。群众“信以为真”， 一散会，大家就上街去拿商店的东西，商店的东西拿完后，就去拿别人家的东西，以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连小孩子也不分你的我的了。只保留一条：老婆还是自己的。这个乡的党委书记说：不过这一条，还得请示上级〔47〕。这个例子极为典型，这就是农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态度。
    山东省范县人民公社党委（即县委）第一书记谢惠玉，1958年10月28日在范县共产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提出苦干二年，全县实现共产主义。他对实现共产主义后的情景作了如下描绘：“各种工厂遍地起，处处烟囱如林立，工厂机器轰轰响，大小机器自己使，生产操作按电钮，难分劳动和休息。能产钢铁能织布，能造化肥发电机，拖拉机汽车也会造，生产用品样样齐，果品罐头范县酒，何时需要何时有，电灯电话收音机，使用起来真便利，这样的日子何时到，苦干二年拿到手里。”“到那时：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48〕这分明是运用想象力描画出来的一幅具有小农经济烙印的空想共产主义“蓝图”，但毛泽东却认为它“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49〕无疑，这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潮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地竞相提出“立即向共产主义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广大群众还搞不清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但普遍认为“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他们虽然“想不到这么快就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了”，但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要把他们引向共产主义道路，共产主义“眼看”就要实现了〔50〕。对此，他们持盲目乐观态度。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思潮，以已经滋长和漫延的“共产风”为现实依据，把“共产风”的许多做法，当作“共产主义因素”，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积极步骤，这又推动了“共产风”的泛滥成灾。实际上“共产风”严重摧残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而且，“穷过渡”的结果，使共产主义标准大大降低和庸俗化，损害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社会经济思潮，不顾中国经济条件的现实可能，依据膨胀了的主观愿望，鼓吹“左”的、激进的、穷过渡式的主张和观点，这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作用。不仅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消极作用，也搅乱了人们的思想，给社会生活、社会思潮带来了相当的负面效应。